目录

肩负新的历史责任 创造新的工作业绩（代序）黄建国·1

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1

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12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科学发展22

创新党的执政体系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38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50

关于“民本岳阳”的理论思考123

国外官商关系错位与政治畸变的危害及其启示134

努力构建壮大县域经济的强大动力支撑体系141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151

全面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158

增强城市经济活力 加快富民强市步伐167

——关于“增强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问题研究报告

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的重大战略举措182

——论全民自主创业的重要性

论旅游业的经济特征及岳阳旅游经济发展对策191

关于党校教育特殊性的思考197

努力创建“五型”党校 全面推进党校工作206

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党校教育工作223

关于党校工作中的若干关系问题233

打造党校熔炉 培养忠诚干部251

关于党校工作人员的思想修养问题289

关于领导干部的能力修养问题61

后记347

肩负新的历史责任

创造新的工作业绩

（代 序）

黄建国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新的战略机遇期。党中央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谋发展、建小康，是今后二十年我们要干的主要事情。毫无疑问，这也是宣传思想战线责无旁贷的神圣使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施展抱负和释放智慧的宽阔舞台。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大局意识、发展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积极推动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理论创新、体制改革、开放扩大、社会稳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要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来统领社科联、社科界的各项工作，发挥独特优势，有效释放功能，围绕中心，面向现实，大处着眼，实处入手，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更加生动活泼、富有成效地开展各项活动，力争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新努力、取得新成效。

第一，理论研究要在深刻性、实践性、简约性上下功夫。过去闹革命强调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现在搞建设同样是没有建设的理论，便没有建设的硕果。这方面，社科工作者担负着重要的使命。理论的穿透力决定于它的深刻性。马克思讲：“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立场、观点、方法，深入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研究物质生产规律、精神生产规律，研究理论创新、艺术发展、文明演进、制度安排等规律，引导人们从规律性的层面总结过去、把握未来，指导和推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理论的价值取决于它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社会科学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辩证统一，要正确处理好基础、应用和对策研究的关系。哲学社会科学是一国公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直接体现，因而必须立足国情，回答现实问题。如果缺乏对国情省情的关照，哲学社会科学就不可能有出路。要自觉深入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中国，深入奔小康进程中的今日湖南，深入改革开放的火热实践，既加强长远性问题的研究，又重视现实难点、热点的研究，既关注重大的方针、体制、政策问题，为党和政府的重大决策及决策实施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保障，又有世俗关怀，关注大众的、日常的生活，满足人们精神的、文化的需求。理论研究不仅要遵循求真原则，还应体现价值原则，增强效率意识。现代生活节奏不断加快，崇尚简约是当代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理念，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要求。体现和发扬这一时代精神的简约性，要求理论研究不仅注意内容上的丰富与深刻，而且讲究形式上的高度概括、简洁明了。我们要努力适应大众对社会科学的需求，理论演绎强化简约、清晰，弱化繁琐、晦涩；言词表达强化明了、通俗，弱化迂腐、难懂；成果著作强化短论、精品，弱化宏述、赝品。

第二，学术交流要在多样性、经常性、广泛性上下功夫。经济全球化，不止是一种经济过程，相伴随的也是各种思潮的碰撞、各种文明的交融。不同制度的国家和民族，有差异也有共性。正如不同肤色的人，一针扎下去，流出来的都是鲜红的血。我们以尊重世界各国的多样性为基础，积极主张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各种文明、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各个国家共同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新挑战。这不仅适应了当今世界潮流的变化，而且切中了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我们要在这种大背景、大视野下来思考自己的活动、谋划学术的交流，从而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集聚优质学术资源，丰富我们认识和改造宏观世界的视角与方法。社会科学是一个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体系。停滞了就没有生命力，封闭了就不会有新活力。开放式研究有利于视野的开阔、思维的活跃，有助于学术的深入、见解的深刻，有益于睿智的萌发、新知的诞生。要通过研讨会、课题攻关、论坛、报告会、联席会、联谊会、对话、咨询、报刊、电视、网络、通信、互访等多种渠道和形式，促进理论工作者与实际工作者、党务人员和政务人员、经济工作者与文化工作者、知识界与工商企业界、决策者与研究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省内专家与省外专家、国内学者与国外学者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兰德斯说：“拖住发展的并不是缺钱。最大的障碍是社会的、文化的和技术的不成熟状态——缺乏知识和技术。换言之，就是缺乏使用钱财的能力。”在社会化、开放式研究的过程中，要大胆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就，运用国际上一些先进的科学方法，运用科技进步提供的研究手段，促进研究体制、交流体制的改革和自身活力的增强，以催生创新的思维和创新的成果。

第三，社科普及要在适用性、通俗性、持久性上下功夫。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是人之两眼、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两门科学相互交汇，不仅为自然科学的研究打开了思路，也可用多学科的知识来解决社会问题。哲学社会科学不是仅仅作为实现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的手段，而且是人类求得自身和谐、驾驭自身的精神力量。市场经济是一个促进人们创造财富的发动机，但这部发动机本身没有限速器和制动器，哲学、社会学、法学、文学等可以“中和”纯经济角度的不足，可以用道德、理性、精神的力量来制衡市场经济中的“唯利是图”、“金钱至上”。我们今天的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视科学精神、思想力量。托尔斯泰说：“思想上的努力，正如可以长出大树的种子一般，在眼睛里是看不见的。但人类社会生活的明显变化正发生于其中。”美国哲学家詹姆斯讲：“哲学是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它虽然不是烤面包，但作为道德的力量，却决定了一个人努力的方向。”遗憾的是，这些道理并不是全社会都能接受，一些人囿于短视、趋于功利、重硬轻软、重利忘义，若不改变，造成的不良后果是无形而巨大的。“科学的力量取决于大众对它的了解。”我们有责任大声疾呼、广为宣传，使先进思想、精神和方法进入企业、学校和社区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方方面面。从一定意义上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一个对话的平台。反思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任何主体，都可以通过这个舞台彼此进行交流和沟通、获得理解和支持，共建自己的精神家园。社会科学的生命力扎根在现实生活，应关注现实人们的思维特点、内心体验、交流水准，充分考虑公众的可接受性，力求形象直观、生动鲜活、具体实在，让人们喜闻乐见、容易接受。要深入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使之真正内化为指导思想，外化为实际行动。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是一项战略任务，不可能一劳永逸。要积极推动传播内容和形式的创新，播洒科学思想和精神，使之走进公众的日常生活，促进社会科学与现实世界的紧密对接、相互作用、共同进步。

第四，作风建设要在科学性、创新性、严谨性上下功夫。作风问题关系到社科联工作的成效、社科研究的质量、科学传播的形象。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正确把握天下大势、剖析社会现象、评判重大是非、凝聚精神力量。是否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是衡量社会科学性质、方向、水平的根本尺度。要增强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使命感和自觉性，用于指导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社科研究要在融入、渗入、切入三个文明建设方面拓宽思路、创新机制、打通渠道、建立载体，使科研成果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避免成为诸葛亮批评的小人之儒：“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繁荣科学，重在创新。毛泽东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我们要掌握和运用好基本原理的精髓，敢于突破前人，勇于超越自我，推动理论工作和实际工作的创新。我国国际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六位，发明专利数量却仅为论文数量的几十分之一。社科领域也存在单纯以论文数量评价水平高低的情况，这与长期以来挥之不去的形式主义分不开，也同评价机制与评价标准相关。论文、成果，作为一种思想结晶，是我们对事物本质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的独到见解和解决方法。它的形成和完成，需要智慧和积累，需要甘于寂寞的心态和抵制诱惑的境界，不可能像流行小说一样迅速炮制。要完善评价机制，严格把关评审，杜绝复印思想的论文的泛滥。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坚持正确的价值标准，摆正自己的位置，当好决策人的参谋和策划师，反对趋炎附势、攀高结贵。历来的大思想家，多数不在社会主流，而是处于边缘状态。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其思想成就的光芒还照耀到两千年后的今天，现今的很多思想都可以在那时找到源流。当时思想界所以辉煌，一个重要原因，是知识分子有一定的思想独立。实践证明，做权力的附庸，甚至“学者傍大款”，没有独立的人格，就很难产生有强大精神力量的产品。有志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并有所建树者，应当坚持高尚人格、严谨态度、优良学风，严谨而不保守，活跃而不轻浮，锐意创新而不哗众取宠，追求真理而不追逐名利。专家学者的观点不同于一般群众，往往被视为金口玉言而产生较大影响。要认清自己的特殊地位和专业研究权威，对党和国家负责，对人民负责，慎言慎行，以不负使命和众望。

第五，服务工作要在主动性、高效性、务实性上下功夫。社科联的特色和优势在联合，功能和职责在服务。要增强服务意识，积极做好工作。为决策机关服务，为社科团体服务，为专家学者服务，为经济实体服务，为大专院校服务，使社科联成为桥梁和纽带、窗口和平台、阵地和摇篮，成为社科工作者和社会科学热心者之家。要急各级决策之所急，帮社会需要之所需，回答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深入研究湖南的小康之路、新型工业化的成长、农村经济的现代化、文化产业的壮大、城镇化的加快、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的深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加强、经济环境和生态建设的改善、执政方式的改进、执政能力的增强等，努力对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做出有深度、有新意的解答。理论建设，人才为本。要大力营造“四个尊重”的氛围，积极做好人才的发现、培养、交流、推荐工作。巴尔扎克认为：“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异议的是问号，我们大部分的伟大发现都应归于如何，而生活的智慧大概就在于逢事都问个为什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前提下，要鼓励个性的展示，允许差异的存在，包容不同的声音，为产生更多的理论家、思想者提供沃土。亚当·斯密说过：“一个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劳动者所掌握的技能、熟练程度和判断力的高低。”世界已经进入重视能力的时代。能力的基本点是社会责任感，基石是学识素养，核心是创造力，最终体现在实践。要树立正确的能力观，引导和组织各类人才深入生动现实，在研究重大问题中锻炼成长，在深层矛盾的破题中打磨自己，提高社科队伍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团队合作、勇于创新的能力，为我省社科事业的大繁荣、大发展奠定基础。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其效益主要表现为社会效益，应主要由国家和各级政府兴办，由党委和政府统筹规划和管理。要发扬进取奋争精神，继续在抓落实、促落实、争落实上做出努力，赢得各方面的支持，加强硬件和软件建设，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完善政策导向和激励机制，逐步形成稳定有序、不断加强的支撑和保障体系。

（本文摘自作者2002年12月23日在全省社科联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并且经过实践反复证明的科学真理，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事业的理论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选择的必然产物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是普遍性、是共性、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它又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国情这个特殊性、个性结合起来。列宁在《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一文中强调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都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生活方式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毛泽东也曾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告诉我们，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社会主义事业才能不断充满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客观历史必然性。但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怎么走，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课题。中国革命和建设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围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我们的党和人民经历了三次大的选择。第一次是民主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必要准备。这一时期面临选择的是搞城市武装暴动、发动一省数省的武装起义，还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当时俄国走的是城市武装暴动的道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领导我们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第二次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是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面临的选择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剥夺还是和平赎买。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曾经设想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但未能实现。毛泽东领导我们党全面分析了中国的具体国情，采取了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实行了列宁没有实现的和平赎买政策，完成了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任务，实现了向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过渡。第三次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是照搬苏联高度集中、发展重工业的模式，还是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加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把苏联模式奉为正宗，我们曾经照抄照搬了苏联模式,走了不少弯路。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尽管我们党开始注意探索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并且找到了一些新的生长点，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一个艰苦复杂的过程，最终仍然没有走出苏联模式的影响，甚至把这一模式的弊端推向极端，引发了“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严重危机。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才领导全党真正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中国搞社会主义，必须坚持走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因此，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这一选择的必然产物。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探索的共同主题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长期探索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

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前后历经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始终围绕着一条主线展开，这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对于这个问题的把握，涉及到对国情的认识，也涉及到对时代和世界的认识。因此，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时也不断深化对国情和世情的认识，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轨迹。

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奠基者。必须承认，毛泽东是第一位提出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在建国后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对中国如何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和艰辛的开拓，提出了许多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独特的重要理论观点，许多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思想的光芒。正如邓小平所说：“毛泽东的伟大贡献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紧密结合，首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高度自觉和完全娴熟地从整体上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者和集大成者。他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入手，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明确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并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深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同时，对中国的国情、世界发展的态势和时代的特点作出了科学的判断，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终能够形成的重要前提。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世情、国情和党情都发生一系列新的变化的情况下，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同执政党的建设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进一步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继承和发展了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表现，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它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成熟。

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尽管所处的时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他们探索的主题一直没有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是他们共同探索的主题。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些重要理论成果，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不同发展时期的理论认识，既体现了国情的要求，又反映了时代的变化。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为科学社会主义增添了富有国情特点和时代特征的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主题和主线；具有深厚的哲学基础；具有自己的范畴体系，是由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构成的。它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科学回答了中国这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理论本质和客观规律的理论概括。这一理论体系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思想路线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发展阶段论。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

发展道路论。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共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强调基本路线要坚持一百年不变。

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思想，重视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

发展动力论。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

发展战略论。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分三步走。努力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核心问题是优化资源配置问题。市场经济是当今时代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在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政治文明论。建设政治文明涉及政治思想、政治体制、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等方面，是一个内容广泛的系统工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先进文化论。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努力培育社会主义“四有”新人。

发展方式论。坚持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努力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和谐社会论。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努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统一战线论。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协作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全面贯彻落实宗教工作的基本方针，鼓励新的社会阶层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支持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关心和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

国防建设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加快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全面提高我军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坚持勤俭建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国防建设发展道路。

祖国统一论。按照“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大力发展大陆和台湾的两岸关系，努力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和谐世界论。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政治上相互尊重，经济上相互合作，文化上相互借鉴，安全上相互信任，环保上相互帮助，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执政保证论。努力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推进党的民主建设，切实改进党的作风，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发展的特定条件下，在时间和空间上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一是提升了新境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继承与发展、坚持与创新紧密结合起来，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重大是非的根本标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活生生的当代中国实际，成功地指导了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二是作出了新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把中国放在历史高度、世界全局的大背景下去审视，顺应时代潮流，科学判断形势，找准历史方位。明确提出了我国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战略发展思路。

三是拓宽了新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和一整套发展战略。涵盖了对改革开放、对党的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靠力量、对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等各个方面全面深化的认识。

四是揭示了新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找到了许多带规律性的东西。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规律，具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五是创造了新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积累了许多新的科学方法。如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如邓小平提出的“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稳定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正确处理涉及我国全局的十二个关系；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十个结合”。这些都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科学方法。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伟大旗帜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9年来，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正在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进。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伟大旗帜。

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强了国家实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引下，我国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基础逐步稳固，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国防实力明显增强。

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激发了发展活力。我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变，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激发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活力。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善了人民生活。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29年来，我国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开始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人民群众的收入普遍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住房、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得到逐步改善，文化教育事业取得很大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

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日益发展，我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在国际事务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也保留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根基。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必由之路、成功之路，胜利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经过实践证明了的领导我们党和人民事业成功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伟大旗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2007年12月16日）

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江泽民同志在5·31讲话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优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这些论述不仅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而且概括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本质要求、基本内容、发展途径、战略重点，充分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指明了基本方向，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对共产党执政规律深刻认识的结果，是我们党理论创新、与时俱进的又一重大贡献。我们要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着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一、政治文明属于制度文明的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1、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三大领域之一，政治文明是其主要内容

文明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进步程度、发展水平和前进要求。从文明的结构来看，文明分为：物质层面的物质文明，它属于社会大系统中的生产技术系统；精神层面的精神文明，属于社会大系统中的意识形态系统；制度文明则是指通过法律制度来协调群体，调整社会关系的发展程度和进步水平。制度文明是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催生的管理社会、管理人的文明，政治文明是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用国家权力来处理和协调社会政治关系，追求政治资源最合理配置，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达到的发展程度和进步水平。政治文明是政治制度、政治机制、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的统一体。

2、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本质要求

如何使国家权力的配置和运行能有效地调整社会重大利益关系，是政治发展的本质。政治文明是人类追求政治资源最合理配置，以满足人全面发展的需要。因此衡量一个社会政治是否文明，主要看：一是政治权力系统的设置、职能、分工是否科学、民主。二是政治权力系统的运行是否规范、有序。三是政治权力系统运行的后果是否效率、公正。因而政治文明应该是一个理论原则和运行模式统一的动态过程，它不仅要求在理论原则上对政治进行制度设计，更强调在运行程序上规范，两者实现动态平衡。

由于人类社会政治发展受经济、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政治发展各有特色，政治文明绚丽多彩。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效率化、公正化这些作为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体现在各式各样的政治文明中。政治文明不等于“西方化”。

3、充分认识政治文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为主体的三者互动的文明化进程。正如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指出的：“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政治文明作为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处于中介地位。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都必须通过政治文明才能产生两个文明的相互促进关系，没有政治文明的支持和保证，就不可能形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政治文明对物质文明的支持和保证作用表现在：一是只有依靠政治文明，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最充分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二是只有依靠政治文明，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才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三是经济资源的配置，社会经济利益的调整，各方面力量的整合都离不开政治文明。正如许多现代化研究专家指出的：经济的“起飞”是现代化的基础，没有经济的“起飞”，一切现代化都淡不上，但“起飞”必须有一个合适的时机，有一个政治结构来保障，而这个政治结构就是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对精神文明的支持和保证作用表现在：一是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发展增添动力。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必然遵循精神文明发展的客观规律，必定鼓励和推动精神文明的大力发展。二是精神文明的创造活动要靠一定的政治文明来保护。精神文明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自由活动，若没有一定的政治文明来保障，就难有精神文明的稳定发展。三是政治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必要的社会环境。精神文明所需要的社会环境，是精神文明本身无法提供的，这就看一定社会的政治文明能为它提供什么社会环境，在多大程度上满足精神文明发展的要求。

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1、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容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包括：一是人民当家作主是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根本原则和基本目标。二是议行合一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三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领导国家和管理社会生活。四是实行便于保障人民群众利益的，符合实际的选举制度。五是完备的法律体系的确定和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六是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是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表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仅表现为从理论原则上确认人民群众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而且更表现为以健全的政治运行机制来确保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实现。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其具体内容包括：建立和健全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和不断完善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共产党领导和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实行和不断发展能充分体现人民意志，又符合群众利益表达实际需要的选举制度；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建立和健全法律体系确定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和贯彻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法制化、效率化、公正化的原则；在国家和社会政治生活中形成和不断成熟人民主权、社会公正、共同富裕、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人的全面发展等政治理念。

2、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及其辩证统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要求和核心内容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及其三者有机统一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框架、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原则和实践操作的统一、目的和手段的统一、制度要求和运行规范的统一。

政党领导国家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20世纪前50年，历史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国共产党充分考虑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历史、政治实际，把一党领导和多党合作、一党执政和人民民主结合起来，这种制度原创既为整个国家提供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又为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提供了组织程序和渠道，全面扩大了政治民主，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实现，克服了多党制、一党制的种种弊端。因此，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构成党的领导的根本内容，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相互贯通的。这实际上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人民当家作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势，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社会本质。因此，能否真正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并形成人民民主的保障机制，成为衡量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尺度。为此，必须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来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特别是要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并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

依法治国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手段和基本保证，是政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也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包括三层含义：首先，党的领导是人民依法治理国家的前提；其次，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再次，党领导的基本方式是依法。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当代中国现实国情、党的执政地位、历史经验教训和时代任务，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实践提出的新思想、新标准、新要求，把经济政治文化有机统一起来，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蕴含着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普遍真理，揭示了共产党治国安邦的真谛，反映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规律，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有着重大意义。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向，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动力源泉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复杂化、文化价值多元化的知识经济时代，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中国政治发展受着世界经济政治的影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如何建设，遵循什么样的方向，摆在了中国共产党面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回答新的历史时期，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这就是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切实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理论品质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动力源泉。这是因为，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在特定国际、国内环境中进行的。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到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这些都要求在进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敢于突破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又不落入唯西方政治发展模式的窠臼；敢于从实际出发，大胆吸收历史上、国内外一切政治文明的成果，不断创新，根据实践的需要推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价值评判标准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经济价值评判标准。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具有两个特征：一是高新技术、人力资源成为生产力的主要构成及进步动力的主导要素；二是这种生产力发展方向从单一满足人类生理需要向满足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方向转变。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敏锐了解和把握先进生产力发展的特点、趋势，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经济价值则体现在是否满足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之中。

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文化价值评判标准。中国先进文化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这种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地位的文化；二是这种文化是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文化；三是这种文化是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大众的文化。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就是要通过制度建设和机制完善，形成有利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体制和社会环境，以制定和推行正确的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规定文化建设的前进方向，影响文化建设的发展。因此，能否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成为衡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文化价值标准。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评判标准。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落脚点，也是党的建设和党的各项工作的落脚点。我们不仅要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群众观点，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更要建立和健全能及时反映人民群众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制度和机制。建立和健全有利于人民群众积极参与、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民主参与的制度和机制，以利于民主决策、科学决策；建立和健全有利于保证权力受制约、受监督，便于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力的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制度和机制，防止党员干部滥用权力；要在各种制度和机制中始终体现“人民本位”的思想，通过制度和机制保证党维护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性、长期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而这些就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因此，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价值评判标准。

3、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切实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从1844年马克思提出“政治文明”一词到江泽民同志2002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这个反映人类社会政治发展规律也同样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词语却在经典社会主义著作中沉睡了158年。当一个半世纪后，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开拓者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开始浓墨重彩地书写政治文明时，人类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迫切要求我们必须切实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当前，我们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认识上，要突出强调以史为鉴，充分认识和注重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正确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和不足。在思路上，要突出强调与时俱进，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特点，构筑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战略思路和基本内容，让政治文明成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人的全面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在方法上，要突出强调开拓创新，汲取人类政治文明特别是西方政治文明建设的优秀成果和有益经验，加强世界性政治文明建设的合作和交流，加快政治现代化进程，应对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现代化的严峻挑战。

（2002年10月10日）

继续解放思想

坚持科学发展

开展继续解放思想大讨论,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进一步深化,是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重要准备,是抓住机遇、科学发展、富民强市的强大动力。

一、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对待解放思想的问题，目前在人们中特别是不少领导干部中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同志认为，解放思想属于理论层面的范畴，是务虚的东西，不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创造生产力。

前几年一次理论学习时，一位领导同志对我开玩笑说：“现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几个扯乱谈的吗？什么发财靠工资是扯乱谈的；提拔靠业绩是扯乱谈的。我看啦，还应当加上一个，那就是发展靠你们理论也是扯乱谈的。”我反驳说：“我不同意您的观点，如果没有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解放思想，我们能有今天这样的社会生产力大发展吗？”他无言以对。这虽然是个笑话，而且也过去了许多年，但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对理论学习、对解放思想的认识程度。

理论学习也好，解放思想的大讨论也好，的确是务虚的东西。务虚的东西就不能带来实际的效果吗？古代老子有一段对话，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是很有启发的。

老子早年住在乡下，深居简出，但还是有不少人经常前来向他求教。一天，一位年轻的邻居见他正在散步，便走上前去好奇地问他：“老先生，我常常看到许多有名望的人都来您家里拜访，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呢？”老子和蔼地说：“他们是来求道的。”年轻人不解地问：“道是什么？”老子笑着说：“道就是虚无。”年轻人听罢不禁大笑：“虚无有什么好请教的，既看不见又摸不着，虚虚的东西，还不如学点务农经商的本领。”老子并不生气，指着路边的房子对年轻人说：“年轻人，你告诉我，房子是用来做什么的？”年轻人奇怪地望着老子说：“房子当然是用来住人的啦，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这还用问。”老子又问道：“如果房子中间是实的而不是空的，能住人吗？”年轻人说：“那当然不能住人啦！”老子笑道：“看来，空并不是一无是处，它还是有用的。”接着，老子阐述了一番关于虚与实的道理。他说：“在常人看来，虚无似乎什么也没有，空空荡荡，看不见，摸不着，没有一点用处。但是，你要知道，没有虚就没有实，没有无就没有有。房子如果没有空，它就一点用处也没有，就不能住人。常人只看见‘实有’的用处而不知道‘虚无’的用处更大，虚无其实是有的根本，要想真正把握实有，就得先认清虚无是什么？所谓求道，就是学习认识虚无的过程。”老子这番话可谓意味深长，对我们认识解放思想的重要作用是很有帮助的。

毛泽东讲过更深刻的话，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什么叫解放思想？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2月29日《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一文中有过权威的解释。他说：“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一年的12月25日，他又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进一步阐述：“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一论述进一步揭示了解放思想的本质。

解放思想的特征，就是在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思想束缚的基础上，实现思想观念的更新、思维方式的变革、精神状态的改变。解放思想的体现是创造性的实践。解放思想的本质是实事求是，按客观事物发展规律办事。解放思想的根本标准和目的是“真正解决问题。”

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解放思想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里讲的社会生产力，包括物和人两个方面，即物质的生产力和人的生产力，人是最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生产力。

解放思想为什么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一方面，从理论方面来说，有四条理由：第一，解放思想促使人们突破传统的思维方式，更新思想观念，开阔思路，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奠定思想基础。第二，解放思想促使人们突破旧体制的束缚，开创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制度保证。我们试想：如果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我们能够破除“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抉择吗？如果没有发展模式问题上的解放思想，我们能够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建设道路吗？如果没有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解放思想，我们能够破除姓“社”姓“资”的束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吗？第三，解放思想促使人们突破传统的发展思路，形成科学的发展理念，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供可靠的路径选择。第四，解放思想促使人们突破传统的“重物轻人”的思想观念，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的自身素质，改变精神状态，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注入强大的活力。

另一方面，从实践上来说，我们可以列举两组数据：

第一组数据：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经济总量：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624亿元，居世界第十位；2006年突破20万亿大关，上升为世界第四位，有可能超过德国升为第三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不足300美元，2006年增加到2000多美元，世界排名第100位，比2003年提前了九位，这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增长到2000美元，德国用了10年时间，日本用了6年时间，中国仅用了3年时间。对外贸易，1978年仅为206亿美元，居世界第27位；2006年增加到17607亿美元，一跃为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1978年只有1.67亿美元，2006年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只有343元，2006年增加到11759元。农民人平纯收入，1978年只有134元，2006年增加到3587元。特别是全国农村有2.5亿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第二组数据：岳阳市改革开放30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情况。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为13.82亿元，2007年增长为915.84亿元，增长了65.3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78年为336元，2007年增长为17799元，增长了52倍。财政总收入，1978年为2.32亿元，2007年增长为60.78亿元，增长了25.2倍。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1987年为1251元，2007年增长为13603元，增长了9.9倍。农民人均纯收入，1978年为81元，2007年增长为4325元，增长了52.4倍。

以上这一切的进步与发展，都离不开解放思想，我国和岳阳市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有力地证明，解放思想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展了三次大的解放思想。第一次解放思想，发生在1978年，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转折为标志。主要是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次解放思想，发生在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主要是突破了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次解放思想就是这一次，发生在2007年，以胡锦涛同志的6.25讲话和党的十七大为标志。党的十七大是一次解放思想的重要会议。这次解放思想主要是突破传统的发展理念，确立了科学发展的新理念。这一次又叫“继续解放思想。”解放思想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体现拨乱反正的解放思想，是指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严重偏差和失误的情况下进行的。如第一次解放思想就属于这种情况。还一种是体现与时俱进精神的解放思想，是在保持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情况下进行的。如第二、三次解放思想就属于这种情况。

这次解放思想是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进行的解放思想，要求更为迫切、内涵更为丰富、变革更为深刻、意义更为深远。所谓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我理解，有三层含义：一是我国经过30年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我国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三是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谓要求更为迫切，我理解，这次解放思想是顺乎国情、民意的变化，回应人民群众的发展期待，满足人民群众发展愿望的要求。所谓内涵更为丰富，我理解，这次解放思想不仅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会涉及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多方面的全面改革。所谓变革更为深刻，我理解，这次解放思想与前两次解放思想有着许多不同。一是前两次解放思想主要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如争论姓“社”姓“资”的问题，这次解放思想则侧重于利益总体格局的调整，强调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二是前两次解放思想着重于“破中立，”这次解放思想则着重于“立中升；”三是前两次解放思想主要是解决思想层面的问题，这次解放思想则着重制度方面的建设；四是前两次解放思想主要是还利于民，如家庭联产承包、企业承包、国企改制等，这次解放思想不仅要还利于民，还要还权于民，让老百姓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等；五是前两次解放思想主要是树立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这次解放思想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标准。所谓意义更为深远，我理解，这次解放思想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

这次解放思想的主题是“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市。”就是要转变和改变不适合、不符合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政策措施、体制机制。要围绕科学发展，清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破除一切影响科学发展的体制弊端，废除一切束缚科学发展的习惯做法。检验解放思想深不深刻、成不成功的重要标志，主要应该看：是不是扩大了改革开放，是不是实现了科学发展，是不是促进了社会和谐。

如何坚持解放思想的正确发展方向呢？我认为，主要应该做到三条：

1、不要瞎想，要遵循规律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自然规律，如水往低处流；春夏秋冬四季交替，周而复始。社会规律，如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资本主义必然死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思维规律，如实践出真知、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等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有规律的。解放思想不是要人们去胡思乱想，像以前那样“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而是要遵循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使人们的思想与客观事物的实际更好地相适应，与时俱进，不断发展。遵循客观规律，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就发展；违背客观规律，我们的事业就失败，就要受到惩罚。

在发展目标上，我们要遵循以人为本的规律。坚持以人为本是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生产力中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我们党的全部工作归结到一点，就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较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发生过一些偏差，有的“见物不见人，”导致一些领导干部不顾人民群众的利益，不问人民群众的意愿，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劳民伤财，千方百计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最典型的是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他在阜阳担任市委书记期间，不顾本地实际，强行修建机场，损失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数亿之多。在个别贫困地区还出现了置老百姓的困苦而不顾，大修豪华办公楼，建造花园式城市等现象。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把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进一步引导到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上来，用以人为本的标准来判断是非，确定目标，选择思路。

在发展内容上，我们要遵循全面协调发展的规律。党的十七大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格局，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经济是基础，经济建设是中心，但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也同样重要。如果只重视发展经济，忽视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建设，则经济发展就会失去方向和前进的动力，社会主义大厦就会发生倾斜，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在这个问题上，过去我们也是有深刻教训的。单纯追求GDP，把GDP的多少作为衡量我们各项工作的唯一标准，以数字论英雄，搞“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使我们的事业遭受到许多不必要的损失。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帮助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转变片面发展的思想观念，增强全面发展的意识，实现社会“四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努力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在发展方式上，我们要遵循系统推进的规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普遍联系的，而不是孤立的。在开展工作时，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整体谋划，系统推进，不能孤军深入，顾此失彼。这些年来，在社会上经常流传着这样一句时髦的口号：“办几件实事”。早在20年前，我就对这个口号提出过质疑。我曾经这样说过，办实事固然非常重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就是要多办实事。但是，办实事必须在系统论的指导下进行。在系统论的指导下去办实事，这样的实事办得越多越好；离开了系统论的指导，孤立地去讲办几件实事，这样的实事办得越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的破坏性就越大。“办几件实事”的口号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容易产生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个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张书记来了挖沟，李书记来了填沟；另一个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以邻为壑，损人利己。近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民本岳阳的执政和发展理念。具体设计了民本岳阳的六大目标和九项工程。这是从全局出发，运用系统方法对岳阳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一个总体谋划，它既全面，又有层次，重点十分突出。相对“办几件实事”的口号，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讲到这里，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在城市建设上，一定要系统规划、科学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规划是城市发展的第一生产力。规划浪费是最大的浪费。城市建设一定不能离开规划去搞办几件实事。否则，其后果不堪设想。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把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进一步引导到系统推进、科学指导上来，讲求实效，稳步发展。

2、不要空想，要注重实际

解放思想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要有所遵循，以实事求是为前提和基础，不是胡思乱想，随心所欲；二是要有所指向，是以推动现实发展为目标，不是为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做花样文章，搞表面功夫。因此，解放思想必须突出一个“实”字，立足于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把握重点，找准问题，加强针对性，集中在一段时间内解决一到几个制约本地区发展的重大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的，解放思想“要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当前突出的是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要从“官本位”的意识中解放出来。现在不少地方流行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以当官为本，以晋升为荣，什么人都往官场里面挤，以致一个位子出来，几人、乃至几十人都拼命地去争，争得同事反目，争得朋友成仇。有的人一年上头，大部分时间都忙在了争“位子”上，很难集中精力去搞工作。“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就是这样蔓延开来的。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经济就很难发展起来。如何看待跑官要官的问题呢？我认为，跑官要官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也是正常的，古今中外，大凡当官都是要跑的，不跑谁要你去当官呢？所不同的是跑的路径有不同，我国封建社会，实行的是科举制，想当官的人都往考场里跑；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选举制，想当官的人都往选民中跑；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组织管干部，在民主集中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想当官的人只好看谁的官职大、谁说的话管用就往谁那里跑。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建立一种机制，进一步引导人们到群众中去接受挑选，凭自己的才干和工作业绩去取得信任和重用。这次，岳阳市推出的“四差额”选拔处级领导干部是一种新的尝试，也是解放思想的具体体现。虽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方向是正确的。

二是要从“小富即安”的意识中解放出来。目前，有些地方和单位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小富即安”意识，自我满足，得过且过，贪图安逸，追求享受，满足于当“太平官”，干“太平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缺乏创业热情。去年，岳阳市委党校派了一个课题组去江浙地区考察全民自主创业的情况，发现江浙人不是这样，他们的创业精神非常强。江浙地区这些年虽然发展很快，但创业精神仍然保持旺盛的势头。他们提出的口号是：鼓励机关干部带头创业，激励事业单位人员踊跃创业，支持科技人员以技创业，扶持下岗人员重新创业，引导广大农民开拓创业，组织外出劳务人员返乡创业，吸引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发动发家致富的老板“二次创业”，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创业大军。在他们眼里，创业有功，致富光荣。自觉以创业为荣，以纳税为荣，以当老板为荣。他们的创业精神是：充满自信，永不满足，吃苦耐劳，甘冒风险，自力更生，勇于探索，负重奋进，不折不挠。浙江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跑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敢吃天下人不敢吃的亏，敢赚天下人看不起眼的钱”。正是这种百折不挠的江浙精神，铸造了江浙今天的辉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国各地都面临千帆竞发的态势，我们不是在竞争中迅速崛起，就会在竞争中塌陷。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进一步培养“敢为人先”的意识，勇于争创一流的精神，努力激发人民群众的创业活力，增强“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

三是要从“因循守旧”的意识中解放出来。改革开放搞了三十年，成绩巨大，矛盾不少。不少人出现了改革“疲劳症”、改革“厌倦症”。特别是一讲到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的人以为改革失败了，不要再改了，主张回到从前的老路上去。这个问题，目前不仅在理论界，而且在普通老百姓中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在理论界，最近有一股“反思改革”风，讲批判新自由主义否定改革，认为中国的改革已经失败了，主张从市场化改革的道路上退回去。在基层群众中，也有一种厌倦改革的情绪。最近，手机短信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很有代表性：“房产改革，口袋掏空；教育改革，父母逼疯；医疗改革，提前送终；企业改革，工厂停工；政府改革，机构更臃；婚姻改革，同居成风。”对待这种否定、怀疑和厌倦改革的情绪，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前不久，湖南省委主办的《决策天地》杂志发表了我一篇题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是针对这种倾向写出来的。文章中讲了四个观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改革不是对立的，而是要以深化改革为强大动力；目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多不和谐现象不是改革的必然产物，而是改革不到位的反映；如果改革发生停顿或倒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难以实现；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来进行。我在这篇文章中呼吁：目前，改革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拐点，步入了深水区，只能前进，不能倒退。如果突然把改革停顿下来或者倒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必然造成一些“烂尾楼”、“半拉子工程”，这样是没有出路的，势必会造成社会混乱，甚至导致一场灾难。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进一步引导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敢冒风险，勇于创新，锐意改革，开拓前进。

四是要从“封闭狭隘”的意识中解放出来。闭关自守，画地为牢，搞地方保护主义，这些都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格格不入的。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更不应该有这种现象的发生。目前一些地区经济环境不够优化，关卡林立，索拿卡要，内商打出“外伤”，外商打成“内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部门利益的推动。不仅有思想观念的问题，也有不少实际问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全球化的席卷，使世界经济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任何地区想关起门来搞经济、求发展都是不现实的。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最近写了一本书《世界是平的——21世纪世界简史》。他在书中说：“哥伦布环球航行发现新大陆后回国对国王和王后说，‘地球是圆的。’他也因为这一发现而载入史册。而我回到美国时，只是悄悄地跟我太太分享了我的发现。我悄悄地在她耳边说：‘亲爱的，我发现这个世界是平的’。”他反复说，“世界是正在变得平坦，变平，变平，天啊！”世界是平的，我理解是一种比喻，就是说这个世界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国际生产分工与协作的发展，世界各国的联系已经和将要更加紧密，整个地球就像一个地球村，整个世界经济就是一个大工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同世界接轨，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经济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经济发展也需要中国。因此，我们只有主动融入，积极对接，才能顺应潮流，不断发展。沃尔玛、肯德基、麦当劳、百盛、华天大酒店等国内外知名大商业机构进驻岳阳，的确对岳阳本地的小商业特别是国营商业冲击很大。但是，它们的进入却为岳阳商业市场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新的管理方式、新的发展活力、新的消费需求，有效地拉动了岳阳商业经济的迅速发展。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进一步引导人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破除影响开放合作的“鸡头凤尾”的观念、“肥水外流”的顾虑、“关门宰客”的陋习，以开阔的视野、开阔的胸襟、开阔的思维，积极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多一些开明豁达，少一些小肚鸡肠；多一些宽容大度，少一些狭隘小气；多一些共生共赢，少一些斤斤计较，进一步优化经济环境，促进岳阳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3、不要乱想，要审时度势

解放思想也有一个审时度势、抓住机遇的问题。解放思想既不能太超前，也不能太迟缓。太超前了就会走得太远，容易造成混乱；太迟缓了又会产生新的保守主义，坐失良机。

为什么说太超前了容易造成混乱呢？因为太超前了就会脱离实际。以医疗改革为例，现在人民群众对医疗改革意见很大，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医院的改革是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进行的，以致引发许多问题。我国的医疗改革起点是把医院推向市场，给政策不给钱，让他们自谋生路。可是目前的老百姓收入普遍偏低，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医院也没有成为市场经济中的真正企业，竞争极为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出现看病难、看病贵、药价虚高、医生收红包等问题。最近，在浙江还发生了一起把一个无钱医治重病的女民工送进殡仪馆的事情。在浙江打工的四川籍女民工党国英，因病住进当地一家医院，高昂的医药费用完她全部积蓄，没有人敢借钱她，医院用120救护车把她送回家（住地），房东不让进门，经亲友同意后只好将她送进殡仪馆，后被阻止并得到救助。这件事情不能不说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为什么太迟缓了又会坐失良机呢？因为如果行动迟缓，错过了时机，即使思想再解放，也没有用处。有人讲，解放思想要善于“打时间差”，要学会“临门一脚”，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据有的在江浙地区工作过的领导同志介绍，江浙地区这些年之所以经济发展很快，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会“打时间差”。比如，当国家实行宏观调控、要紧缩银根地根时，他们就把该批的项目抓紧批出来，把银行答应的贷款赶紧贷出来，提前储备一些项目和资金。过了一段时间，当他们打听到国家经济要重新启动时，他们又提前准备，赶在国家政策闸门打开的第一时间将项目审批下来，这样他们就赢得了发展的时间，又抢先了一步。在这方面，我们不少地区和单位的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所以，继续解放思想，一定要审时度势，抢抓机遇。当前，正面临长株潭一体化改革实验区建设的有利时机，我们一定要积极呼应，努力应对，在竞争中不断发展自己，努力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的宏伟目标。

三、继续解放思想关键是要充分发扬民主

早在30年前，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继续解放思想是亿万人民的伟大实践活动。要把解放思想落到实处，关键是要充分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

1、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与，为继续解放思想提供强大动力

人民群众是解放思想的主力军。信心之源在人民群众，智慧之源在人民群众，动力之源在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呼唤着解放思想，人民群众催生着解放思想，人民群众检验着解放思想。继续解放思想必须尊重亿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广开言路，尊重民意，集中民智，广泛动员民众参与。要大胆探索各种有效形式，采用各种民主方式，构建各种交流平台，积极拓展人民群众建言献策的渠道，搭起党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桥梁。要重视还权于民，切实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提高人民群众参政的积极性，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为科学发展、富民强市而努力奋斗。

2、充分发扬民主，进一步转变领导作风，为继续解放思想提供重要保证

继续解放思想，领导是关键。领导的民主作风如何，直接关系到解放思想的程度和成果。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清权力的本质，强化民本意识，完善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的决策机制，进一步发扬民主作风，调整工作状态。变“一言堂”为“群言堂，”变摸脑袋决策为俯下身子决策，变凭经验办事为按科学发展观办事。凡是群众提出的问题，要都形成吸纳改进的条件反射；凡是重大事项的决策都要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围绕科学发展、富民强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科学决策。

3、充分发扬民主，努力广开言路，为继续解放思想提供宽松环境

继续解放思想，环境问题很重要。邓小平曾经说过：“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态不改变，怎么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先要解放表达权。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没有自由的表达，难有活跃的思想；限制了表达，就限制了思想。时下，说假话成风，讲真话受贬。“照本宣科最安全，勇于表达很危险，因循守旧无成本，思想解放有代价。”这种状况不改变，解放思想就是一句空话。继续解放思想，就是要创造宽松的环境，认真倾听各个阶层的真实诉求，鼓励人民群众表达意见，鼓励说真话，鼓励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风气，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凝聚到科学发展、富民强市的伟大事业中来。

（2008年9月16日）

创新党的执政体系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创新党的执政体系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所谓执政体系是指党在引领社会发展、执掌国家政权的过程中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执政理论、方略和体制机制。胡锦涛同志在2004年6月29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的总结讲话中指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等主要方面。这样一个系统的执政理论是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系统政治过程为实践基础的。”对现代政治所作的系统分析表明，政治体系一般包含了结构和文化两个要素，它们相互协调、相互配合，保证政治体系能够履行相应的政策功能。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体系也包含着结构和文化两个要素，其中执政体制和执政基础是结构要素，它的载体是制度和组织；执政理念和执政纲领是文化要素，它的表现是理论和观念。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围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外交与国际事务五个方面，从政策供给和实施的功能角度界定了党的执政能力。执政体系概念的提出，则着眼于从结构和文化的角度，探讨履行这些功能的有效途径。

党的执政体制与执政体系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从政治关系来看，执政体制侧重于强调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执政体系不仅包含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执政党与参政党的关系，也包含了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从制度规范来看，执政体制规约的是政党取得并运用国家权力的制度和程序；执政体系不仅规范了政党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和方式，同时也涉及到政党运用正确的理论、纲领和政策、优良的作风引领社会发展的领导方式、组织体制和组织基础。从制度效能看，在竞争性政党体制中，执政党仅仅关注社会对政党执政有效性的短期评价。执政体系不仅高度重视政党执政的长期有效性，同时也高度重视政党的先进性，并把它作为党的执政资源和政治优势。简单的说，就是执政体系的概念能够容纳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履行的领导和执政双重使命。

一、创新党的执政体系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化对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的现实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是一个同时涉及社会、政党和国家的系统政治过程，由此形成的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政党执政的现实基础，决定着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纲领、执政体制和执政基础。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提出了创新执政体系的现实要求。

计划经济体制下党、国家和社会高度合一的组织结构，形成了党政不分的政治格局，它削弱了党的执政能力，并最终导致政治形态的病变。形成这一政治格局的原因在于，中国是在经济和社会十分落后的基础上开启现代化进程的，后发型现代化对国家政权具有强烈的内在需求，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强化了这一需求。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的高度集中、结构严密、遍布社会、深入基层的组织体系，使得它具有强大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动员能力。因此，现代化进程中对国家权力的需求自然地转化为对党的领导的需求。党的领导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开始，就直接介入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之中，形成了执政党、国家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关系。党通过自身的领导体系和组织体系对国家、社会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国家制度没有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运作，而是按照党内的组织规则运行。国家对社会的组织和管理，完全变成党对社会的组织和管理，社会失去了基本的自主空间，完全被整合进党的组织网络和领导体系。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下，党的执政角色被领导角色削弱乃至同化，党的执政既不需要寻找社会基础，也不需要通过必要的法律程序和政治过程来掌握政权。实践证明,在现代政治条件下,党的领导如果不通过国家政权体系来实现，而直接由它的制度、组织和权威来行使，不但会破坏正常的国家生活和社会发展，而且也会影响党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为党的执政开辟了新的活动空间，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从两个方面动摇了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格局。一是通过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消除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从而动摇了党、国家和社会三位一体的体制基础；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不仅使社会从国家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相对自主的活动领域不断扩大，而且使国家事务的管理，摆脱了党的直接干预，获得相对自主，于是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也就从三位一体的格局向各自相对自主的格局转型。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1）社会自主力量增长，成为相对独立的资源和机会提供者。个人摆脱了传统体制下对国家的严重依赖，扩大了选择价值、理想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人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多元。（2）社会阶层结构分化，不同阶层的社会地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及利益认同差异日益明显。据社科院相关课题组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由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转变为十大社会阶层，阶层间利益认同差异日益明显。（3）民间社会组织程度增强，公民社会悄然兴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日益重视法制和法治，中国的民间社会开始快速增长。截止到2005年底，我国共拥有各类社会团体168，000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46，000个，基金会999个。在国家和社会获得相对自主，具有独立活动空间的条件下，党的领导不再可能通过将国家和社会纳入自身组织体系的传统方式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提高党引领社会发展的能力来实现，通过加强党有效运作国家政权的能力来实现。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新的社会格局和时代条件下执政党建设内在规律的自觉把握。在现代社会的组织生活中，领导是“影响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朝着既定的目标活动的过程。”领导力的获取凭借的不是权力，而是影响力，是提出奋斗目标、描绘美好愿景、培育价值观念、革新组织文化的能力。在阶层分化日益明显的社会条件下，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阶级基础，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就必须通过执政理念的创新，增强吸纳各界优秀分子，团结新兴社会力量的凝聚力、向心力。在社会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时代条件下，党要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法规，协调多元的利益关系，激发社会活力、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就必须通过执政纲领的创新，提升对不同利益群体的感召力、动员力。在传统单位制日趋衰落的条件下，党的纲领和政策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满足广大群众的愿望，就必须通过拓展新的组织空间，营造新的组织网络，使党能够关怀社会，贴近群众，以保持对社会变化、对群众要求的洞察力、感知力。依法治国是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是党运作国家政权的基本要求。党的意志和主张，要通过合法的程序变成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就必须通过执政体制的创新和现代国家建设，把政治过程纳入法制化、程序化的轨道。党要通过自己的组织力量，保证国家各项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就必须通过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提高政策的贯彻力、执行力。

由此可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再是简单地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和工作作风，也不局限于提高领导者个人以及领导班子的领导素质和执政水平，它是包含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纲领、执政基础、执政体制、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内的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的过程。

二、创新党的执政体系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系统工程

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围绕制度和文化展开的执政体系创新，是涉及执政党自身建设、国家制度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

1、推动理论创新，增强执政合法性是创新执政体系的主导目标

所谓执政合法性，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对政党执政的认同度，对政治体制的忠诚度。在现代民主政治中，选举是执政党取得合法性的一般形式。由此，许多人把执政合法性简单地理解为党的执政地位通过选举获得。这种理解不能说错，但却过于简单。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合法性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指权力结构与运行所包含的理念，体现了政治制度的内在精神，与社会主流价值有较大的重合。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就是指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纲领能够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由此制定的政策法规能够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由此获得人民的支持。二是指执政者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执政业绩能够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前者被称为意识形态合法，后者被称为绩效合法。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建设,必须兼顾意识形态合法与绩效合法两个方面的要求。当前，一方面，西方敌对势力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诋毁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在这种新形势下，执政党要把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建设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那种以绩效合法性取代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主张是幼稚的、短视的；那种在执政党自身建设过程中，淡化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做法有可能犯历史性的错误。事实证明，导致苏共垮台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其执政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丧失，这与前苏联的历史学界，以还原历史为名，打着学术自由的幌子，无原则、无限制地翻历史旧账，使党的历史被误解，党的形象遭破坏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也同样证明，西方国家因偏执于普选的形式合法，往往诱导执政党迁就眼前利益、局部利益，牺牲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并因实施政策策略背弃立党宗旨而酿成“合法性危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现代政治生活中，意识形态话语异彩纷呈，竞争空前激烈。一个政党文化上的领导权，价值观的感召力，是对现代公民起动员和引领作用的“软实力。”理论的坚定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前提，理论的坚定性源于理论的创新能力。党的理论和纲领要把握时代的主题，回应社会的要求，增强说服力，抢占制高点，就要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主动做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努力增强执政合法性，更好地实现执政体系创新的主导目标。

2、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执政有效性是创新执政体系的主体工程

一般说来，执政有效性是指执政给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带来的符合其内在规律的实际效果。提高党执政的有效性，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程中，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努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水平。从党的执政体系创新角度来看,提高执政的有效性关键在于遵循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建立新型的党政关系，为提高党治国理政的能力提供体制和机制保证。

社会主义政党的先进性是党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源泉，是党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前提。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简单地从执政角度来安排党政关系，而是必须充分满足党的领导的内在要求。党政关系的理想状态，是党与国家的协调与耦合，而不是简单地党政分开。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党政分开，是通过消除以党代政、党统一切的集权化，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乃至取消党的领导。在以党代政的局面基本消除的今天，建立新型的党政关系，成为执政体制创新的主体工程，它包括党的领导制度建设、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三个方面。第一，加强党的领导制度建设，实现党的领导制度化和程序化，使其与现代国家制度形成合理的耦合关系，从而使党的领导和执政在制度上成为连续的政治过程。第二，全面加强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在逐步推进制度的民主化和法律化的同时，提升国家制度的权威和相对独立性，使国家制度成为实现党有效执政的保障。第三，树立宪法权威，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制度上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在党的领导制度和国家制度之间形成稳定的、可预期协调关系，实现新型党政关系的法制化。

3、拓展组织空间，开发执政资源是创新执政体系的基础工程

随着政、经、文、社一体的社会结构日益解体,以单位制为依托的基层党组织受到了较大的冲击。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脱离单位，回归社会，获得了很大的自主性。社会自主性的增强，使得它越来越具有规范国家行为的力量。执政党只有关怀社会成长，才能保持对社会变化和群众要求的足够敏感度；执政党只有牢固地拥有了社会,才能真正地拥有国家政权。面对社会结构的变化，党联系社会、整合社会和调控社会的空间必须进行战略性的调整。公民社会的成长、新兴社会群体的涌现、城乡之间流动人口的增加，使得城市社区、进城务工农民群体和新兴社会组织，成为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新的伸展空间。在城市社区与新兴社会组织开展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育执政资源，是创新执政体系的基础工程。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执政的组织基础。要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全面推进农村、企业、城市社区和机关、学校、新社会组织等的基层党组织建设，优化组织设置，扩大组织覆盖，创新活动方式，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激活基层党建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在组织和制度上真正实现党要管党的原则,使党的基层组织成为动员党员、团结党员、发挥党员作用的组织力量。二是重新定位党的基层组织的功能,使其在变化的社会中具有存在的价值和工作的意义。要着重强化党的基层组织贴近民众、服务社区的公共职能。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体现在基层组织建设之中，落实到社区群众活生生的个人身上。

三、建设学习型政党、发展基层民主为执政体系创新提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

创新党的执政体系，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制度建设过程，同时也是营造新型的政治文化和政党文化的过程，是激发全体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投身改革，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获取新知的过程，是学习型政党的建设过程。

1、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为创新执政体系提供智力支持

任何体制和机制不仅仅表现为组织机构等物质载体和典章制度等法律规范，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它是组织内各种角色的行为互动。只有从人的行为互动中我们才能观察到制度被理解和运用的真实情况。执政体系的创新，新体制的运行，需要有具备创新意识、理解制度精神、掌握操作技能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去推行。制度和政策创新的前提，是观念的变革和知识的更新。学习型组织的理论告诉我们，知识更新是观念变革的先导，这种更新是从改变组织内个体的心智模式开始的，它的目的在于调动组织成员学习新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创造适应体制创新的氛围，培育关于体制创新的共同愿景。阿吉里斯认为，阻碍组织进步和创新的最重要因素是“组织防卫”。所谓组织防卫，是指人们在应对新的环境变化时表现出来的固守传统行为模式的惯性和害怕变革的惰性。要消除组织防卫，就必须对组织进行改造。为此，他提出了组织学习的概念。优秀的组织总是在学习如何能更好的检测并纠正组织中存在的错误。组织学习越有效，组织就越能够不断创新并发现创新的障碍所在。彼得·圣吉提出的关于建立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模型，也是从改变组织成员的心智模式开始的。无论是克服组织防卫，还是改变心智模式，共同的目的在于通过转变组织成员的思维惯性，消除组织成员对变革的恐惧，调动组织成员的学习热情，通过个人、团队、组织的学习，提高组织对变革的适应性。建设学习型政党就是通过形成人人学习、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政党文化，把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克服行为惯性。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全党上下形成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的共同愿景。

2、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为创新执政体制提供适宜的文化氛围

人的行为受到其文化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影响，因此制度创新如果不能与适宜的文化更新相匹配，制度就会成为死的章程，而不是活的行为规范，制度效能就不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发挥。现代政治学中对于公民文化的研究，为我们理解制度与文化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和知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是公民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阿尔蒙德通过比较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墨西哥五个国家公民文化之间的差异，揭示出英、美两国广泛存在着宽容、信任等社会价值观，这种文化观念渗透到政治体系之中，将社会信任转化为政治互信和公民合作，提升了普通公民的政治影响力，从而巩固了民主制度。相反德国、意大利和墨西哥国家公民的政治冷漠与人际信任的匮乏，使得民主制度的效能无法充分发挥，以此解释了二战前德国、意大利等脆弱的民主制无法经受纳粹党的冲击，纷纷向独裁体制蜕化的政治现象。

民主不仅是一种政治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所政治教育的学校。古代希腊罗马民众政治参与的实践养育了注重美德的共和主义传统；近代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家托克维尔、密尔等人强调乡镇自治和基层民主对于公民所起到的教化功能。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扩大基层群众自治范围，完善民主管理制度。”以基层自治为主要形式的基层民主，能够提高广大民众关注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可以培育普通公民管理公共事务、参与公共决策的能力。通过基层民主的长期实践，在全社会形成更加开放、更加灵活、更能适应社会变革的文化心态，就能够为创新党的执政体系提供适宜的文化氛围。

3、加强领导干部学风建设，为创新执政体系引领政治文化更新

我们党学风建设的经验表明，领导干部良好的学风，对于提高全党的学习热情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了领导干部学风建设对于在全党培养马克思主义的良好学风的推动作用和示范效应。他说：“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建立的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为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党作出了表率。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对照胡锦涛同志提出的“八个方面”良好作风的要求，自觉做“勤奋好学、学以致用”的模范，在全党、全社会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引领政党文化和政治文化的更新，形成推动执政体系创新的领导力量。

（2007年10月11日）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

目前，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有些地方和单位实施了一些与深化改革的要求不十分吻合的政策和措施，似乎改革同构建和谐社会是相悖的，过去许多不和谐因素都是改革造成的，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重新回到传统的老路上去。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务必引起我们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出科学有力的回答。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改革不是对立的，而是要以深化改革作为强大动力

从理论上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深化改革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统一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目标，深化改革是动力和手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绝不是不要深化改革，而是需要进一步加大深化改革的力度。

1、只有深化改革，才能有效激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活力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任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是人民群众推动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努力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主体作用。要激发人民群众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主体活力，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要更新观念，激发创新活力。深化改革就是要震荡人们的心灵深处，改变人们的传统观念和陈旧的思维方式，冲破“左”的思想束缚，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人们的创造力充分地激发出来。二是要革除弊制，激发劳动活力。深化改革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改革分配制度，反对平均主义，打破铁饭碗、大锅饭，拉开分配档次，让那些诚实劳动的人先富起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三是要宽松环境，激发精神活力。深化改革就是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依法办事，广开言路，活跃思想，团结互助，和睦相处，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环境，把人们的精神状态振奋起来。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改革的作用。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激发人民群众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真正创造出有利于调动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和积极性的社会环境，才能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体活力充分激发出来。

2、只有深化改革，才能坚实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富裕不一定会社会和谐，但贫困是绝对不会有真正的、持久的社会和谐的。经济落后、财富贫困往往是产生社会不和谐甚至社会矛盾、冲突的最普遍的原因。只有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增加了，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了，社会才能真正走向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一个建立在物质财富丰富、人民生活富裕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但是经济的发展是受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制约的，不变革旧的生产关系，不改革上层建筑，就会制约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是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各种“潜在动力”转化为“现实动力”的关键。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解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和各种消极因素，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物质保证。改革越深入，社会经济发展就越快，和谐社会构建的物质基础就越牢固，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关于这一点，我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的实践已经得到了充分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改革，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变革体制，创新机制，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很快恢复并步入快车道，人民生活逐渐改善，社会事业不断进步。所有这一切，都是深化改革所带来的巨大成就。

3、只有深化改革，才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可靠的制度保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形成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是维系整个社会有序运转的重要支柱。我国社会目前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经济加快发展的同时，社会公平发生扭曲，利益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失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复杂，严重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起一套以利益均衡为基础的完整的制度体系，包括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均衡机制、利益制约机制、利益约束机制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的公平正义，从根本上维护好、实现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一项具有长远意义的带根本性的建设，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制度保证。然而，在现存体制下，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是不可能的。改革不仅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手段，而且也是革故鼎新，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途径。因此，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社会管理体系，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证。

二、目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多不和谐现象不是改革的必然产物，而是改革不到位的反映

目前，社会生活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与改革有直接联系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来分析，有些问题是改革具体设计不周密、措施不配套造成的，有的是改革不彻底、认识不到位造成的，有的是改革操作不规范造成的，有的是发展和改革在一定阶段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一句话，这些问题的出现不是改革必然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完善的反映。因此，对当前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不和谐现象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腐败问题蔓延的重要原因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目前我们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现象确实是比较严重的。出现这个问题，固然有社会转型时期的普遍性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改革不到位，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比如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不到位，致使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现象屡禁不止。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虽然作了一些改革，但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如：在制度的设计上，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官本位”的导向上，“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什么人都往官场里挤。在操作的规范上，缺乏具体的要求，基本上仍然是一把手说了算。在运作的过程中，缺乏严格的监督手段，以致一些行贿受贿、买官卖官的人有恃无恐，更加嚣张。又比如机构改革不到位，致使行政成本增高，人浮于事，作风飘浮现象严重。据统计，从1978年至2004年的26年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约23.3倍，而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49.09亿元上升到4059.91亿元，增幅高达82倍。现在，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达到19.03%。我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达24%。相比之下，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行政支出比例都在10%以下。机构庞大，奢华之风也不断盛行。又比如，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致使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现象不断恶化。清代学者赵翼在总结历代贿赂现象后得出一个结论叫“贿随权集”。意思是说，行贿总是围绕权力进行的。目前，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不少地方政府“越位”和“缺位”现象严重，致使一些政府官员违法乱纪，滥用权力，贪污腐化，失信于民，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

2、社会分配不公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

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这是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社会分配不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平均主义，一种是差距过大。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公平，差距过大也是一种不公平。前一种主要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后一种则危及到社会秩序的稳定。目前，虽然平均主义和差距过大同时存在，但突出的问题是差距过大的问题。问题的关键主要不是差距过大的大小问题，而是造成这种差距过大的原因合不合理，是不是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形成的。而我们现在出现的贫富悬殊差距则是在一种不公平条件下形成的。比如，价格双轨制、企业承包、国企改制等不完善，使一部分不法人员包括企业家通过不正当手段转卖批文、偷税漏税、低价收购，致使大量财富流入个人手中。一部分人一夜之间成为亿万富翁、暴发户，拉开了同大多数群众的收入差距。又比如，片面强调初次分配讲效率，再分配讲公平，致使初次分配领域，垄断行业独享国家资源，收入比一般行业高出若干倍。不法分子通过贿赂政府官员，大量偷税漏税，赚取暴利。再分配领域向各类领导和公职人员倾斜也拉大了领导干部与普通群众的收入差距。又比如，财政税收杠杆作用不健全，也会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不公平。顾一冰曾在《杂文报》上发表《税息税正在放大“马太效应”》一文说，现在正在造就一个奇特的现象：工薪阶层依靠劳动所获取的收入存入银行，提取时必须缴扣20%的个人所得税；而先富者和投机人群从银行低利息贷走低收入人群的存款用于“炒房”等资本性运作获取暴利，却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这种现象正是印证了《圣经》中“马太福音”里的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们所有的也要夺过去。”这样的个人所得税现状产生的正是“马太效应”，最终伤及了社会公平与和谐。这些方面的改革不到位，也就使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

3、“上学难”、“就医难”和“就业难”存在的重要原因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

目前，人民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是“上学难”、“就医难”和“就业难”等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条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上学难，负担重”现象严重，重要原因是义务教育政府负全责的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教育教学体制改革滞后。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义务，而我们多年来把义务教育理解为老百姓的义务，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看病难，看病贵”现象严重，很大程度上是卫生资源配置机制不合理、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医疗机构补偿机制不合理、医药不分和以药养医等原因造成的。我国医改的起点是把医院推向市场，给政策不给钱，让他们自谋生路。在目前人民群众收入普遍偏低，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没有完全建立且医院也没有成为市场经济中真正的企业，竞争极为不充分的情况下，把医院推向市场，必然出现“看病难，看病贵”、药价虚高、医生收红包等问题，这些都是医疗改革不到位必然出现的问题。“就业难，保障难”现象严重，主要是缺乏促进就业的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的支持机制，缺乏健全的人才市场和劳务市场以及人员流动政策，劳动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社会救助体系没有建立起来。

三、如果改革发生停顿或倒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

目前，我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拐点，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只能继续深化，不断推进。停顿和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如果突然把改革停顿下来，或者退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搞成一个“烂尾楼”、“半拉子工程”，那样势必就会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不可能实现，就会像邓小平所说的：“只能是死路一条”。

1、如果改革发生停顿或倒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夙愿。但是，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古代和谐社会思想的简单继承和发展，而是超越历史、具有鲜明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其政治属性来说，我们构建的和谐社会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充满活力、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人民群众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依靠力量，也是直接受益者。构建是手段，惠民是目的。深化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成功的实践，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所在。在当代中国，深化改革，就是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是巩固和发展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是维护好和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如果改革停顿或者倒退，就意味着我们党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失败了。那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前苏联共产党领导改革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他们先是在经济领域开始发动改革，然后企图从政治领域突破，采取“休克疗法”，最后改革受阻，被迫停顿，改变航向，亡党亡国。

2、如果改革发生停顿或倒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失去了支撑的动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创造一个人民幸福、安居乐业的美好社会。但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一帆风顺的，它还会遇到来自思想观念、传统体制和客观条件等各方面的阻力和影响，涉及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改革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动力。只有深化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才能有效地解决各种矛盾，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特别是还应看到，人民群众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如果改革停顿或者倒退，首先吃亏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感受不到改革带来的实惠，也会失去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热情。

3、如果改革发生停顿或倒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会失去稳定的社会环境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稳定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和谐社会需要稳定，和谐社会必须稳定。一个不稳定的社会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当前，社会生活中不稳定、不和谐的因素很多，群众上访问题、群体性闹事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民族宗教问题、司法公正问题、国有资产流失问题、下岗人员就业问题、领导干部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等，这些都严重影响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有一条重要的经验是，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目前，“改革已经走到十字路口”，“如果向后倒退，退向旧体制，更是没有出路，甚至是一场灾难”。所以，在这个关键时期，如果改革停顿下来，或者发生倒退，各种思想流派就会纷纷出笼，各派政治势力就会纷纷登台，各处复杂矛盾就会很快激化，其结果必然是思想混乱，经济滑坡，矛盾激发，社会动荡，甚至亡党亡国。

四、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进行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但是，深化改革需要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来进行。因此，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从新时期的实际出发，站在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上，认真审视，通盘考虑，全面规划，建立一套深化改革的新理念、新路径和新机制。

1、确立深化改革的新理念

确立深化改革的新理念，最根本的就是要确立以人为本的新理念。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深化改革必须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最高要求和价值取舍的重要标准。一是改革必须从人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物出发。改革必须始终眼中有人，一切围绕人的需要来进行。二是改革必须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出发。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实力迅速坐大，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改革的进行。如果我们不能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让人民群众从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实惠，就会失去支持改革的动力。三是改革必须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出发，而不是单纯从人的物质需要出发。随着改革的深入，要逐渐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重要的任务来完成。四是改革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人民群众，而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改革的力量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我们不应当把眼光只放到企业家、投资家、开发商身上，而应当把依靠人民群众作为我们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努力寻求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新途径。

2、找准深化改革的新突破口

找准深化改革的新突破口，就是要抓住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努力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更好地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一是在经济领域里，重点是要深化财税、金融、价格等方面的改革，努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经济体制。二是在政治领域里，重点是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所有制结构，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努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政治体制。三是在社会领域里，重点是要深化就业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教育卫生体制改革等，努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

3、探索深化改革的新机制

实施深化改革的新机制，就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加强改革的系统规划，整体推进。一是注重深化改革的战略研究。深化改革不能也不允许再像以前那样摸着石头过河，必须把握全局，从实际出发，对深化改革作出前瞻性、战略性研究，力求改革方案系统完整，思路严密，步骤稳妥，措施得力。二是注重深化改革的整体推进。改革进行到现在，已经不再是某一领域的局部改革了，而是全方位的改革，涉及到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特别是还涉及到一些事关全局的垄断行业和敏感领域。不仅涉及到国内改革，而且还影响到国外。因此，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全局，把握未来，全面配套，协调推进。三是注重深化改革的制度文化建设。改革深处是文化。随着改革的深入，改革不能老是停留在以前的浅层次上，而是要向纵深发展。因此，深化改革必须注重政策法规、制度文化方面的建设，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8年3月16日）

关于领导干部的能力修养问题

领导能力修养问题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所谓领导能力，就是领导干部的基础素质、思维方式、实践经验、领导方法等在实践领导行为过程中的综合表现。领导能力是领导干部任职的基本条件之一，是领导者综合素质的外在表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领导能力建设，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努力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应该自觉加强领导能力修养和锻炼，不断地提高自己，完善自我，以更好地肩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使命。

一、胸有成竹的自信力

自信力是领导能力的重要方面，也是领导干部走向成功的关键。所谓自信力，就是在正确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充分相信自己，知难而进，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能力。有人讲，人无自信不能上进，民无自信难以生存，国无自信必定沉沦。自信是发奋图强的基石，也是安命立身的根本。古往今来，凡是成大事者，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充满自信的。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自信力是十分必要的。领导干部必须充满自信，振奋精神，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自信力呢？

1、坚定理想信念

信念也可以称之为理想、志向、信仰。孟子曰：“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苏轼也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古人还说过：“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虽百工技艺，未有不本于志者。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信念是崇高的，也是神圣的。它是一种信仰，一种追求。信念是生命之柱，立身之本，奋斗之志，自信之源。我们共产党人的信念就是为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正是有了这样一种伟大的信念，才使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对人生充满自信，满怀激情，坚韧不拔地去创造新生活。

革命导师马克思一生穷困潦倒，历经坎坷，矢志不移，努力攀登科学的高峰。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都是坚持为8小时工作日而奋斗的，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常常超过8小时。1868年4月30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这样说：“我在几天之内，就满50岁。如果那个普鲁士少尉对你说：‘服役已经20年，仍旧是个少尉’，那么我可以说，‘年届半百，仍旧是个赤贫者’。”尽管如此，马克思始终有一种伟大的信念在支撑和激励着自己。他坚信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客观规律，他对自己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

毛泽东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坚如磐石，坚定不移。在长达55年的革命生涯中，毛泽东始终认为，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是要让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群众翻身得解放，为中国人民创造一种新生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全国解放后，他又领导了三年经济恢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抗美援朝、“三大改造”等一系列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使新中国迅速驶入社会主义航道。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急于求成，犯了不少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样带有全局性的错误。但史学家们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审视，发现这些错误也与他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有关。他以对马克思主义、对人民利益的忠诚，力求在有生之年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对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我们应当吸取教训，但他对崇高理想孜孜不倦追求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前，我们有些同志自信心不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理想信念的支撑。在理想信念问题上，目前主要存在三种倾向：一是宁近勿远。一讲共产主义理想，总觉得离我们现实生活太遥远，就像天上的星星，虽然美好，但可望而不可及，不如捞点眼前的实惠更合算。二是宁实勿虚。认为理想信念是个虚东西，共产主义理想就像海市蜃楼，虚无飘渺，看不见，摸不着，太渺茫，不如搞点实在的东西。三是宁小勿大。认为远大理想是一种社会责任，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与自己关系不大，心无大志，贪图小利，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无所作为。这些忽视理想信念的倾向是十分危险的，它必然导致迷失方向，失去动力，崩溃防线，葬送自己。理想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仰危机是最致命的危机。领导干部应当努力做到有理想而不空想，有信念而不信命运，有抱负而不自负，立常志而不常立志。

2、磨砺扎实功底

自信力是以功底作基础的。所谓功底，就是领导干部自身的综合素质，包括知识功底、经验积累。从知识功底来说，就是要具备一定的理论素养、文化基础、专业知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还必须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学以致用，融会贯通。“知识就是力量”。领导干部只有掌握了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才能更加适应形势，充满自信，努力开创新的伟大事业。从经验积累来看，经验就是知识，也是财富。经验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知识的源泉，也是知识的结晶。经验比起知识来更直观，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领导干部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要善于积累和总结。有了丰富的经验，底气就足，就能存乎一心，运用之妙，得心应手，施展自如。最近，我看了叶永烈写的一本书，叫《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书中介绍说，胡乔木不到30岁，就在延安担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主席非常器重他，安排他参加了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一系列重要文件的起草和编辑工作，并随同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胡乔木之所以处处得心应手，是与他扎实的知识功底和经验积累分不开的。杨尚昆曾经这样评价胡乔木：“乔木博闻强记，外文好，古文也好，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基础，到毛主席身边后，接触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受到主席的指点教育，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及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头。”

“腹有诗书气自华”，人有功底自信足。功底与自信力是成正比的。综合素质越高，功底越扎实，自信力就越强；反之，综合素质越低，功底越差，自信力就越弱。在功底问题上，目前在我们领导干部队伍中，大体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是全面型。他们功底扎实，知识全面，既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理论造诣，又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工作经验，因而自信心很强，工作起来大刀阔斧，得心应手。第二种是畸形型。他们虽有一定的功底，但不很全面。或者知识功底扎实，但缺少经验积累；或者实践经验比较丰富，但缺乏知识水平，因而自信心受到一定的影响，工作起来困难比较多。第三种是贫乏型。功底缺乏，素质较差，既缺少文化知识素养，又没有实践经验的积累。这种人“素无学术，每当朝议事，涉于浅近”，谈不上什么自信心。第四种是虚张型。也有极个别的人，虽无功底，但虚张声势，贪图虚荣，谋求种种带有耀眼光环的头衔，来掩盖自己的疏浅才学。这种人正如毛泽东曾经尖锐批评的，“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因此，领导干部应当进一步加强修炼，打好功底，夯实基础。

3、加强性格修养

性格是一个人个性特征中的核心特征。性格决定命运。性格虽然不是命运的全部，但它是增强自信的必要条件，决定着一个人的活动方向，影响着一个人事业的成败。

加强性格修养，重要的是要加强培养自信的性格修养。所谓自信的性格修养，就是要培养自己充满自信，坚韧不拔，不畏强暴，不怕困难，迎难而上，勇往直前的性格。美国前总统林肯曾经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应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使命感。努力拼搏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对这样的责任有一种舍我其谁的耐力、坚韧和信心。”我们在实践中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受，“伟人和凡人的差别，第一位的不是天才，而是毅力和意志力。”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就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铸造了一种充满自信的刚毅性格。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他们从不畏难退缩，总是屡败屡战，愈挫愈坚，“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从而成就了他们人生的辉煌。

那么，怎样加强性格修养呢？微软公司全球公司副总裁李开复，写了一本书叫《做最好的自己》。书中专门写了一章《自信》，提出“用信心放飞自我”，特别强调要注重从加强性格修养入手，努力增强自信心。他认为可以采取六个步骤培养自信心：第一步，尊重自己，鼓励自己；第二步，赞美自己，从潜意识做起；第三步，用言行激励自信；第四步，从成功里获得自信，从失败里增强自觉；第五步，制定具体目标，由自觉达到自信；第六步，发挥优势，放飞自我。他还提出了四种训练方法：一是自信源于自我认同，凡事有自己的想法和主见；二是理解自己的原则，绝对不可以在原则问题上让步；三是自己有想法的时候，一定要表达出来，不要闷在肚子里；四是在表现自我的时候，要注意表达的方式、方法。如多用有魄力的词语，“我”、“我认为”、“我希望”、“我要求”、“我决定”，等等。要培养出这样一种自信，就是“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肯干，就一定可以干好。”

古人云：“行动培养习惯，习惯养成性格。”良好的性格要在实践中逐渐养成。就自信心方面来说，目前，在部分领导干部中也还存在着一些性格缺陷的问题：一是自卑胆小。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底气不足，自卑心理严重，自己瞧不起自己，也怕别人看不起自己，自暴自弃，胆小怕事，畏首畏尾，前怕虎后怕狼，不敢闯，不敢干，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二是优柔寡断。对事物缺乏辨别力，是非不分，良莠不辨，磨磨蹭蹭，举棋不定，缺乏主见，左右摇摆，往往半途而废，贻误时机。三是软弱屈服。缺乏坚强的意志力，面对困难和矛盾，怕这怕那，畏缩不前，“遇到困难绕道走，碰到钉子就回头”。这些性格缺陷都是有碍自信力的培养的。领导干部应当努力培养自己坚韧不拔的性格，不断增强自信力，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二、融会贯通的学习力

学习力是领导干部最基础、最核心、最本质的能力，也是领导干部不断成长进步的动力源，它直接决定着领导能力的高低。学习力是人们学习知识、运用知识、创新知识的能力的总和，具体包括快速全面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适应时代发展要求更新观念的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创新思维的能力。学习力是创造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源动力。领导干部应当把增强学习力当作一种神圣职责，当作一种精神境界，当作一种精神追求，当作一种必备的基本功，孜孜不倦地学习。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学习力呢？

1、激发学习动力

要增强学习力，首先要激发学习的动力。领导干部学习的直接动力来源于他们对所从事的事业的执着追求。

当今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知识处于重要的地位。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在《力量的转移》一书中，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社会有三种力量，最初阶段是暴力，中级阶段是财富，高级阶段是知识。在未来的竞争中，知识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知识更新加快，新知识、新技术层出不穷，知识总量的翻新越来越快。科学发展史表明，科学技术更新换代的周期，在18世纪以前，一般是80-90年；19世纪至20世纪初，一般是30-40年；20世纪初至50年代，一般是15-20年；20世纪50年代以后，一般是5-10年，而计算机等领域的换代周期更短。根据“摩尔逻辑”，电脑每18个月就更新换代一次。据统计，近十年人类知识的总量超过了以往2000年的总和，并且以每十年至二十年翻一番的速度不断增长。在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里，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果我们领导干部不加强学习，就会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就会出现“本领恐慌”，那样就随时都会有被时代淘汰的危险。特别是我们还应看到，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社会生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我们正面临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正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又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各种社会矛盾并存。经济失调、社会失序、心理失衡、行为失范，已成为这个时期的突出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加强学习，就无法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学习自觉性不够高，“学风不浓，玩风盛行”，“逢人都说读书好，灯下读书没几人。”有的“抽烟，一闻就知伪劣；喝酒，一抿就知高低；麻将，一摸就知大小；学习，一拿书就头痛；工作，一问却三不知。”这样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学则进，不学则退；学则兴，不学则废；学则存，不学则亡。领导干部应当从党的事业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学习的紧迫性，努力激发学习的热情，变被动学习为自觉学习，变应急学习为潜心学习，变断断续续学习为持之以恒学习，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2、培养学习毅力

学习贵在持之以恒。坚持数年，必有好处。古往今来，不少志士仁人为了成就一番事业总是刻苦攻读，日积月累，学成名就。革命导师列宁为了集中精力学习，下决心放弃了自己从小就爱好的下棋和滑冰活动。陈毅一生酷爱读书，竟把糍粑错放在砚台里蘸上墨汁往嘴里送。蔡和森家境贫寒，发奋攻读，夏天为避蚊虫叮咬，把双脚泡在水桶里。王若飞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当时他在一家钢铁厂做工，每天8小时的体力劳动，使他筋疲力尽。可是他坚持每天按照作息时间表，早晨、中午、晚上挤出4小时学习，这样一年就有1000多个小时。徐特立为了读书，把家里的家俱及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买书。毛泽东酷爱读书，他说过：“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书对他来说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可须臾相离。毛泽东手中的书可以伴眠，可以伴行，可以伴厕。无论是在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还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以及日理万机的建设时期，他总是孜孜不倦地勤奋读书。到了晚年，病魔缠身，躺在病榻上，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读书。临终前，还要秘书为他找书读，自己实在读不了，就要人家读给他听，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领导干部要培养自己的学习毅力，就应当做到“三心”：一是要静心。学习非静下心来不可。静心方能修学，宁静才可致远。要集中精力，摆脱事务，减少应酬，见缝插针，多挤时间。二是要有恒心。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坚持数年，必有所成。要把麻将桌上的碰撞声变成电脑旁的键盘声，把酒楼上的碰杯声变成朗朗的读书声，把茶座里的闲聊声变成会议室里的争辩声。三是要专心。选准一个目标，科学安排，刻苦钻研，始终不渝。

3、提高学习效力

提高学习效力，很重要的就是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增强学习的效果，学有所悟，学有所获。

一是要把重点学与博学结合起来。知识的专业化是十分重要的，但在现代社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逐渐走向高度统一，如果我们只学习某一门知识，其他什么也不懂，那就会闹出像鲁迅先生所说的“古人看见月缺花残，黯然泪下”的笑话来。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除了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自己本职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尽量扩大自己的知识面。温家宝总理在读大学时是学自然科学的，但他对文学方面造诣很深，特别是对古代典籍信手拈来，运用自如。2006年4月初，温家宝总理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斐济和柬埔寨等国。温总理在与华人、华侨谈话中先后引用了《管子》、《庄子》、《论语》、《易经》、《诗经》、《新唐书》等古籍中的不少典故。一个大国总理，日理万机，仍勤奋好学，谈话中涉及经典如此广泛，令人佩服。

二是把读书与思考结合起来。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意思就是说，学习一定要一边学，一边思考。法国伟大的作家巴尔扎克说：“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疑问地是问号。”有一本书叫做《毛泽东点评古今历史人物》，介绍毛泽东在读书时，对100多位古今历史人物都进行了客观分析评价，阐明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曹操，毛泽东看了《三国演义》后批注：过去都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案要翻。我很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又比如毛泽东在看了商纣王的书后写道：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它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可见，读书不仅要读，而且要想，边读边想。尤其是领导干部更应当发奋读书，勤于思考，刻苦钻研，学懂弄通。只有这样，才能融会贯通，学有所悟，学有所获。

三是把向书本学习与向实践学习结合起来。古人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毛泽东曾经说过，有两本书要读，一本是有字的书，一本是无字的书。毛泽东一生不仅酷爱读书，还十分重视调查研究，注意从实际中获取第一手材料。毛泽东生前经常讲，“北京不可久留”。他每年都要离京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他说：“我一出去，脑子里就有东西。”毛泽东一生中亲手写了许多有份量的调查报告，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兴国调查》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产生了重大的指导作用。领导干部应当向毛泽东学习，刻苦攻读，勇于实践，不断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

四是把学习与应用结合起来。毛泽东曾经说过：“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装饰门面，而是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把学习与应用结合起来，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善于总结经验。196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时，程思远告诉他，国外许多人都赞扬毛泽东思想，说毛泽东“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毛泽东笑了笑问程思远：“你知道我是靠什么吃饭的吗？”程思远说不知道。毛泽东徐徐地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毛泽东一生十分重视总结经验，他的许多文章都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总结经验是做好领导决策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方法，是领导者的重要职责，应当贯穿于领导工作的始终。领导干部应当重视并善于总结经验，在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中逐步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水平。

三、见微知著的洞察力

洞察力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能力，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直指问题的核心，预见明天，发现机遇，寻找突破的能力。洞察力与直觉、预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明显的差别。一般来说，直觉和预感偏重于事物发展变化的判断上，而洞察力直通事物的本质结构，它在智力层次和适应范围上更广泛更深入。提高洞察力，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同志更是如此。作为领导干部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见微知著，洞察一切，努力把握事物发展的正确方向。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洞察力呢？

1、站得要更高些

人们常说，登高望远。这就是说，只有站在高处，才能望得更远一些，视野更开阔一些，观察得更全面一些，穿透力更强一些。领导干部观察和认识事物应当站在战略的高度，极目远眺，预见未来，顺应潮流，与时俱进。

一是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古今中外的杰出领导者大都具有宽阔的视野，习惯于站在全局的高度观察和思考问题。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站得高，望得远，想得深。1971年我国开展“乒乓外交”的活动就是毛泽东高瞻远瞩的一个成功典范。1971年3月，中国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赛，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但是，当时获得情报，国外敌对势力企图对中国队参赛进行破坏活动，去了危险很大，多数人不赞成去。周恩来是积极支持去参赛的，当他把这一情况向毛泽东书面报告后，毛泽东马上在报告上批示：“照办。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从中国乒乓球队出征那天起，毛泽东每天关注世乒赛的动态，并派人催送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世乒赛闭幕前夕，毛泽东又作出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中国政府的这些举动，立刻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迅速促成了尼克松、田中先后访华，推动了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美建交、中日建交。这一年，中国先后同18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乒乓外交”获得了“小球转动大球”的戏剧性效果。毛泽东之所以要作出这样的决定，完全是站在当时世界形势发展的全局来考虑的。“乒乓外交”只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形式，打破同美国、日本等大国的隔绝，增强接触和了解，逐步改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更好地争取和团结他们，使整个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我国的方向发展。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一决定是深谋远虑、完全正确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二是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讲站在历史的高度，就是我们观察和思考问题，不能只看到现在，还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这也是我们考虑问题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比如中央处理台湾问题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对历史负责。台湾是我国的第一大宝岛，与祖国大陆仅一海之隔，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等对此就有所著述。公元3世纪和7世纪，三国时期孙吴政权和隋朝政府都曾先后派万余人去台。此后，中国历代政府都对台湾实行了有效的管辖。由于历史的原因，较长时期以来，两岸一直处在对峙状态。两岸能否统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是，李登辉、陈水扁上台以后，置中华民族的大义而不顾，制造“两个中国”，搞“一中一台”。特别是近年来，陈水扁推行“去中国化”运动，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旗帜十分鲜明，态度十分坚决。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尽管两岸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从未改度。”“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我们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党和政府这样考虑问题，就是站在了历史的高度。

三是要站在时代潮流的高度。达尔文说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作出快速反应的。”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是一个政党能否不断进步的重要前提，能不能站在时代潮流的高度观察问题也是一个领导干部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时代潮流发生了变化，我们观察问题的方式也应发生改变。否则，就会掉队落伍。上个世纪70年代末，当我国还是国门紧闭的时候，世界就已经进入一个开放的时代。我们党虽然取得了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我们的思想还处在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调整政策，不实行对外开放，不迅速融入到国际经济发展中去，我们就会被世界经济发展的浪潮所吞没。面对新的国际形势，我们党在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审时度势，与时俱进，迅速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作出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决定。1979年7月，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决定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十二大以后，我们进一步加快了对外开放步伐。1984年4月，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1985年2月，又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决定成立海南省，成为经济特区。这样便形成了一个各具特色、分层推进的对外开放格局。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我国又顺利实行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且成功地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经济发展很快同国际经济接轨，顺利地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改革开放29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7%的高速前行，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4位，进出口总额位居第3位，外汇储备居世界第1位，人民生活得到了不断改善。

观察问题的高度决定了分析问题的深度。领导干部在观察和分析问题时，应当注意高度。一是要增强全局意识。不管从事什么部门的工作，脑子里都要多装一些全局性的东西，经常想一想全局性的要求，把自己分管的工作放到全局的大背景下去考察。二是要增强责任意识。无论做什么事情，不能只想到眼前，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三是要增强时代意识。要把握世界大势，顺应发展潮流，坚持与时俱进，不能墨守陈规、停滞不前。

2、反应要更快些

提高洞察力，反应敏锐十分重要。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快速反应能力，思维敏捷，目光敏锐，观察敏感，洞若观火，入木三分。

一是对机遇反应要及时。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遭受巨大损失，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如何认识和对待这场剧变呢？邓小平以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敏锐性，对当时的形势作了科学的判断。他认为，要战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围剿，”关键还是要靠实力。一方面，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实施“分化”、“西化”的图谋已久，现在东欧、苏联已经得手，下一个目标必定会对准我国，这是必然的。另一方面，美、英等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在在世界上插手过多，陷于中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矛盾之中，一时还拔不出手来对付我们。因此，在这段时期中间就会出现一段空隙。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只要我们抓住了这个发展机遇，经济发展上了新的台阶，当美国等西方国家再回过头对付中国时，我们就有了更加坚实的抗衡力量。1992年初，邓小平先后到上海、武昌、深圳、珠海、广东等地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告诫全党：发展是硬道理，一定要抢抓机遇，加快发展。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指引下，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步骤，从而有效地加快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目前，我国正在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二是对危机反应要敏捷。许多经验教训证明，有些事情尽管问题比较严重，但只要我们发现得早，及时采取措施，主动化解矛盾，就能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如果思想麻木，反映迟纯，就可能坐失时机，酿成大祸，不可收拾。第一次世界大战德法交战期间，德国有一个参谋人员在观察战场时，发现每天早上八九点钟时，都有一只波斯猫在法军阵地后方的一座坟包上晒太阳。这一细节引起了德军参谋人员的注意，他们很快敏锐地意识到这样一些问题：第一，这只猫不是野猫，但它为什么会在战火纷飞的阵地上定时出没呢？第二，周围没有人家，波斯猫的栖身之处就在坟包附近，那么，附近是不是有一个地下掩蔽部呢？第三，波斯猫是名贵品种，在战争中还有条件养这种猫的人，会不会是一个重要的军官呢？因此，他们根据推断得出结论：那个掩蔽部一定是法军的一个高级指挥所。德军根据这一判断，马上作出决定，集中6个炮火营的火力，对那里实施袭击。事后表明，法军一个旅的司令部地下指挥所人员全部阵亡，波斯猫也同归于尽。我们试想，德军要是不能及时发现这个问题，敌军指挥所就在自己附近，那后果岂不是不堪设想吗？

三是对倾向反应要迅速。常常的情况是，一种带倾向性的问题出现，如果不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就有可能骤然成风，蔓延开来，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对待带有倾向性的问题，一定要见于萌芽，察于平静，防于未然。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有的地区封建宗法势力抬头，一些领导干部政治意识淡薄，麻木不仁，是非不分，跟着感觉走，东风紧了唱东风，西风大了念西风。江泽民同志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1998年4月12日，他专门给政治局、书记处和军委各位同志写了一封信，题目是《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感性》。这封信是江泽民同志看了两份材料后写的。其中一份材料是关于河南南阳市卧龙区一个地方建造“清官祠”的问题。这个地方把封建时代的官员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及9位老帅的塑像搞在一起，既有我们一些领导同志的题词，又找了台湾当局的人题词。江泽民同志严厉批评说，“这种用搞‘清官祠’的作法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不对的。难道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是封建时代的所谓‘清官’能够比拟的吗？难道我们共产党人还要搞封建宗法的祭祀，还要台湾当局的人捧场，还要借宗教来超度吗？如果这样，我们共产党人的革命究竟革到哪里去了？这就足以说明，我们许多干部头脑中的政治观念十分薄弱，对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十分懵懂。”江泽民同志最后还强调指出，“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类事情总是会有的。关键是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敏锐地发现问题，正确地加以处理。”不久，中央作出决定，在全国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三讲”教育活动。

反映迟钝是目前我们领导干部队伍中比较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突出的表现在：一是对中央的重要精神反应不敏锐。政治嗅觉不灵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总是慢半拍，宣传贯彻不力。二是对发展机遇反应不敏捷。习惯于坐而论道，埋三怨四，机遇来了，感觉不到，擦肩而过。三是对新鲜事物反应不敏感。一个新鲜事物出现了，却不闻不问，不加以扶持，甚至还横加指责。四是对倾向性的问题警觉性不高。比如对法轮功、地下六合彩等，最初我们也是缺乏警惕性的。所以，领导干部应当努力培养自己的敏锐性，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

3、观察要更细些

提高洞察力，要有细致入微的工作作风，仔细观察，悉心思考，善于小中见大，细微之处见精神。

一是从幼苗之状发现新事物。比如，邓小平支持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虽然笼罩在全国人民头上的阴霾已经驱散，但“左”的残余仍然还很有市场。安徽省凤阳县有个小岗村，原本是一个“十年就有九年荒”的要饭村。农民迫于生活，由一个队干部牵头联络了18位农民偷偷搞起了包产到户，一年就打了个翻身仗。尽管如此，这在当时可谓是倒行逆施，是绝对不允许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评论员文章加以讨伐，强令坚决纠正。在这个关键时候，邓小平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敏锐洞察力，坚决支持凤阳县小岗村的作法，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快在全国推开，带来了中国农村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二是从偶然之事发现新机遇。经济学家卡斯纳说，“以深刻而敏锐的洞察力去发现时机，这正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比如日本企业领导人发现大庆油田就是一个例子。我国早年开发大庆油田时，开始并没有对外披露。但是日本人发现我国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王进喜1959年从玉门油田赴京参加国庆观礼后就一直销声匿迹了，感到有点疑惑，怀疑中国又在开发新油田。他们从《中国画报》上有王铁人头戴狗皮帽的照片、《人民中国》刊登的介绍王进喜的文章中的地名，推断出大庆油田开发的时间、地点等，从而使日本人后来在中国石油工业进口设备的谈判中占据主动，大获全胜，几乎垄断了我国整个石油设备进口市场。

三是从细微之处发现新动向。斯大林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当时虽然拥有世界上第一流的核物理学家和技术力量，研究制造原子弹的技术已有了相当的进展。但无知的希特勒不相信原子弹的威力，下令把短期内上不了战场的新武器研制工作统统停掉。这个消息先是传到了美国，罗斯福总统开始也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消息传到苏联稍晚了一点，斯大林是在处理文件的时候，从一位下级军官写给司令部的关于欧洲和美国可能正在实验原子裂变的一封信中才发现这个信息的。他很快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立即召集科学院院士询问研究原子弹的有关情况，并严厉批评他们是政治上的糊涂虫，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不来向他汇报。他立即下令从前线调回年轻的物理学家哥基托夫，由他组织指挥班子，着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来，苏联研制的原子弹威力虽然小了一点，而且没有使用，但他出成果的时间比美国还早一些。许多年以后，苏联终于成了世界上能与美国匹敌的核大国。

四是从苗头之时发现新倾向。如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于1977年11月去广东考察。当时，广东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深圳居民集体逃港事件。那时，深圳还是一个人口不足三万的边陲小镇，内地通香港仅有的两个陆路口都设在这里。内地不少人逃港就是通过这里出去的。广东省领导人把这一情况如实地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对此只作了两句话的表态：一句是，“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另一句是，“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住的。”邓小平留下了这两句谜一般的话后离穗回京。不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重新确立，广东的同志终于恍然大悟。邓小平留下的这两句哑谜，就是从逃港事件中洞察到了我国长期以来“左”的错误路线影响严重，必须下决心调整政策，改革开放。不久，在邓小平的高度关心下，深圳特区迅速诞生了，很快带动了全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五是从潜伏之中发现新危机。本田摩托不仅在日本国内是龙头老大，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这一切，与它的创业者本田宗一郎敏锐的洞察力是分不开的。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本田摩托正在美国市场畅销走红，本田宗一郎却突然提出了“东南亚经营战略”，倡议开发东南亚市场。此时东南亚因经济刚刚起步，生活水平较低，摩托车还是人们敬而远之的高档消费品，许多人对本田宗一郎的倡议迷惑不解。本田拿出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解释说，“美国经济即将进入新一轮衰退，摩托车市场的低潮即将来临。假如只盯住美国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便损失惨重。而东南亚经济已经开始腾飞，只有未雨绸缪，才能处变不惊。”一年半后，美国经济果然急速直下，许多企业产品滞销，库存剧增，而东南亚摩托车开始走俏。本田公司因为已提前一年实行创品牌，提高知名度的经营战略，此时公司如鱼得水，不仅未遭到损失，而且还创造了销售的最高记录。

实践告诉我们，小中有大，细处不细。领导干部应当学会小中见大，切不可因小失大；应当做到粗中有细，切不可粗枝大叶。

四、科学果断的决策力

决策力是领导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所谓决策力，简单地说，就是领导干部按照一定的科学程序，依靠集体的智慧，运用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和先进技术手段进行决策活动的能力。早在我国春秋时代的《孟子》、《韩非子》等典籍中就已经有了决策这个概念。如《孟子》中记载的权变、乘势、决策之道，意为正确决策在于遵循客观规律，善于审时度势。《韩非子·孤愤》中记载，智者决策于愚人。稍后的《史记》记载韩信劝刘邦说：“天下已定，人皆自宁，不可变用。不如决策东乡，争取天下。”现代决策已成为管理科学和领导科学的重要内容。决策力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功，是未来与现实之间的桥梁，它作为人类的一项指向未来的活动，不仅表现为领导者的基本职能，而且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和每项活动的管理都贯穿着一系列的决策。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决策史。能否作出正确的决策，是检验和衡量领导干部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标志。看一位领导干部水平的高低，最主要的也是看他的决策能力。领导干部应当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世界眼光，开发战略思维，丰富实践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决策水平。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决策力呢？

1、掌握扎实可靠的决策依据

科学的决策来自于正确的判断，而正确的判断则来源于对客观实际周密的调查研究。掌握扎实可靠的决策依据，就是要掌握大量可靠的信息，这是提高决策力的前提条件。早在22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李冰父子建造都江堰工程就是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定的。李冰是当时秦昭襄王派到巴蜀作郡守的。那时，蜀地成都附近是一块盆地，岷江在盆地中由北向南流过，年年闹灾荒，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李冰与其子李二郎沿岷江北上，深入群众反复调查，广泛听取意见，寻找灾害原因，经慎重研究，多方谋划，最后下决心实施都江堰水利工程。在施工中，李冰父子又会同工匠，总结民间经验，发挥能工巧匠的作用，巧妙解决了工程建设上的一系列难题，使这个工程成为了我国古代水利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造。目前，我国社会由于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干部作风不实，弄虚作假之风盛行，严重影响领导决策。如果我们的领导干部头脑不清醒，作风不深入，往往就会受骗上当。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不是深入调查研究，实行科学决策，而是作风飘浮，决策是“三拍”：决策前拍脑袋，决策中拍胸脯，决策后拍屁股，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在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量极大，来源复杂。每个领导干部不可能都亲自去搜集和处理每一条信息，但应当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发挥信息专业机构的作用，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广泛搜集情况，层层进行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以保证决策依据的真实可靠性。

2、坚持科学民主的决策方法

科学的决策方法就是坚持集体领导，发扬民主的方法。古人云：“谋贵众，虑贵详，断贵独，行贵力。”领导者的智慧和能力在决策中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任何高明的领导都离不开集体的智慧和力量。以前人们常常有这样一种说法，认为毛泽东很武断，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但是，生活中的毛泽东并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他是一个非常民主的人，至少是民主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是这样。美国人把蒋介石叫去了，说你们国民党是坐着飞机去指挥战争，怎么老打败仗？毛泽东没有飞机，他是靠电报指挥战争，怎么老打胜仗？他们研究了很久也没有得出一个结论。现在一些机密档案解密以后，把毛泽东指挥作战的电报拿出来一看，发现每封电报后面几乎都有这样一类的话，“究竟如何，请斟酌，电告。”“以上意见可否，望复。”“如何部署，盼告。”毛泽东在每封电报里都给前线的指挥员留出了商量的空间，这就是一种民主。还比如毛泽东1944年在延安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也是这样。他先是先后委托任弼时、张闻天、胡乔木几易其稿，然后自己作了七次修改，形成了一份讨论稿。在这份稿子上，毛泽东又写了一段批语：“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40多个同志，再请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可见当时毛泽东的民主作风是多么细致。实行民主决策，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集体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坚持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确保决策的正确性。一是要出以公心，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有私心是搞不好的；二是增强驾驭能力，善于集中大多数人的正确意见；三是养成民主习惯，进入工作的必要程序。重大问题未经调查研究不决策，未经咨询论证不决策，未经集体讨论不决策。

3、保持沉着冷静的决策态度

沉着冷静是领导干部决策时的基本要求。春秋时期，齐鲁两国战于长勺。鲁庄公带着一种拼命的心情上战场，因而很急躁，一听齐军擂起战鼓，就要下令出击。曹刿力劝庄公不要率先发动进攻，不为齐军一鼓、二鼓所动。至三鼓擂响，齐军松懈时，曹刿才下令：“可矣”！齐军被打败了，鲁庄公又急急忙忙要挥师穷追，曹刿又劝阻曰：“未可”。直到经过观察，“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才说：“可矣”！“遂逐齐师”。曹刿之胜，就是因为他能克制冲动和急躁，善于冷静分析。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错用马谡、痛失街亭之后，在身边无兵可调、无将可遣的情况下，摆下“空城计，”不战而退司马懿，凭的就是沉着冷静、临危不惧。领导干部在决策的时候，应当沉着冷静，多分析，细思考，三思而后行，切不可心情急躁，盲目蛮干。特别强调在以下几种情况下更要头脑冷静：上级精神不明确时要沉着冷静，下面情况不清楚时要沉着冷静，处理涉及多数群众的利益问题时要沉着冷静，处理宗教、民族等敏感问题时要沉着冷静，涉及法纪法规问题时要沉着冷静。

4、培养坚定果敢的决策风格

决策力本身就是一种意志力。领导干部的决策事关重大，应当深思熟虑，沉着冷静，稳打稳扎，但是慎重不是拖泥带水，不是犹豫不决。在决策过程中如果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瞻前顾后、举棋不定，必然陷于被动。布里丹是欧洲14世纪的哲学家，他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位哲学家养了一头小毛驴，每天向附近的农民买一堆草料来喂。这天，送草的农民出于对哲学家的景仰，额外多送了一堆草料放在旁边。这下子，毛驴站在两堆看上去一模一样的干草之间，可为难坏了，吃哪一堆更好呢？它在两堆草之间走来走去，最终在无所适从中饿死了。后来有人把这种在决策过程中犹豫不定、迟疑不决的现象称之为“布里丹毛驴困境”。毛泽东曾多次提到袁曹官渡之战。官渡之战是我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毛泽东认为，曹操是真男子，大手笔，办事果断，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批评袁绍这个人多谋寡断，有谋无断，没有决心，缺乏果敢，结果失败于官渡，所以有谋还要善断。美国第34任总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杰出统帅、五星上将艾森豪威尔在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战前夜，表现了非凡的、当机立断的决策魄力，使诺曼底登陆战役取得辉煌胜利，从而扭转了整个战局，沉重地打击了法西斯势力。领导干部应当具有坚定果敢的决策风格，应当努力做到：意志坚强，胆识过人；处事果断，当机立断；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勇于探索，敢冒风险。决策果敢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要解放思想，敢碰禁区。要敢碰书本上说过了的，要读书但不要尽信书；要敢碰领导人讲过的，要维护领导，但不要唯命是从；要敢碰文件上规定的，要贯彻实施文件，但不是原封不动；要敢碰已有的经验，要学习别人，但更要超越别人；要敢碰多数人公认的东西，要顺乎民意，但不是随波逐流。

5、学会灵活机动的决策谋略

领导干部在决策时，应当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政府的法律法规。但是客观情况是复杂多变的，任何事情都是以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机动。有一个给国王画像的故事对我们很有启发。从前有一个国王是个残疾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只眼亮，一只眼瞎。有一次国王请画师给他画像。第一位画师把他的像进行了修饰处理，画得很英俊，国王看了以后大怒，说你这不是在嘲弄我吗？把这位画师给杀了。第二位画师把他的像如实画了下来，当然很丑，国王看了以后又勃然大怒，说你这不是在丑化我吗？也把这位画师给杀了。第三位画师吸取了前两位画师的教训，虽然也是如实地把国王的像画下来了，但他进行了技术处理。他画了国王在郊外打猎，瞄准一只野兔准备射击，一只眼睛睁着，一只眼睛闭着；射击时为了展开姿势，一条腿站在地上，一条腿蹬在一块石头上。这样既反映了国王的本来面目，又把国王的身体缺陷给掩盖起来了。国王看后大喜，连称这位画师画得好。三位画师在给国王画像时所采用的方法是不同的。第一位画师是只有灵活性，没有原则性，所以失败了；第二位画师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结果也失败了；只有第三位画师才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了，所以获得了成功。这个故事对我们做好领导工作也是很有启发的。领导干部在决策时，应当把原则性同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寓原则性于灵活性之中，因地制宜，因时而变，因人而异，灵活多变，应对自如。

五、知人善任的善任力

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用人。所谓善任力，就是领导干部知人善任的能力。《韩诗外传》中说：“得贤者昌，失贤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宋英宗赵曙认为：“天下之治在于得人。”范仲淹说过：“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王夫之认为：“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郭嵩涛也说过：“天下之治乱，在乎用人之当否。”由此可见，领导干部能否知人善任，决定着事业的兴衰成败。怎样才能提高自己的善任力呢？

1、坚持正确选拔人才

慧眼识才，唯才是举，是对每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但要做到这一点，并非很容易的事情，应当具有全新的思想理念、睿敏的辨别能力、博大的宽阔胸怀和较长的认识过程。

一是选拔人才不能凭领导者的个人好恶，必须有一定的标准。古代很多开明的君主贤臣在坚持用人标准上都是很有见地的。唐代魏征提出了识才的“六观法”。即：“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变，贱则观其所不为。”明代张居正提出了“选才六毋”的公平原则：一为“毋徒炫于虚名”。即不要为人的虚名所迷惑，而要考察其实际才能与实际政绩。二为“毋尽拘于资格”。即不要受资历、资格的局限，要看有无生气和实际才干，特别不要忽视有发展潜力的年轻人。三为“毋摇之以毁誉”。即不要轻易被舆论的褒贬所左右，要实地考核决定取舍。四为“毋杂以爱憎”。即评判人才时不要掺杂个人好恶的情感。五为“毋以一事概其生平”。即不要以一时一事的成败评判一个人的贤与不贤。六为“毋以一眚掩其大节”。眚即过错。就是不要以一个过错而全盘否定一个人。这些观点，至今仍然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我们党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党的用人原则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毛泽东曾经指出，“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毛泽东这一思想，既是我们党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承继华夏先祖智慧的结晶。

二是选拔人才还要注意多方面听取群众的意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在《定法》、《八奸》篇中就强调国君选人务必广泛听取国人意见。清朝康熙皇帝认为，“官之贤否？”应“问之于民。”他说，为官者，“果其贤也，问之于民，民自极口颂之；如其不贤，问之于民，民必含糊应之。官之贤否,于此立辨矣。”我们党更应重视选人用人的群众性。邓小平曾说：“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江泽民同志也曾说过，“干部的优劣和是非功过，群众看得最清楚，也最有发言权。只要走好群众路线，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把人选准用好。”中央颁发的《干部任用条例》把民主推荐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一个重要程序，这样更有利于把握干部选拨任用的群众性。

三是选拔人才要注重考察，慎重择人。选拔人才很重要，不仅要走群众路线，还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实地考察、验证，以减少选人用人失误。魏文侯曾经说过一句至今仍可作为经典的话：“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考察干部，不仅要看表面现象，而且要观察分析内心深处的东西；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不仅要重才，更要重德。

四是选拔人才，最根本的是要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正确选人用人，必须从根本上建立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在这个问题上，古代一些开明之士也作过一些探索。齐桓公为国家主要官员的选拔确定了一个“三选法”，即都要通过官长选拔、桓公面晤、实际考察三个层次的筛选过程。为了把重要官员选准，他不仅派人深入考察，广泛听取意见，而且还要亲自与其交流，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方面设问，与其展开充分的讨论。英国选拔文官采取严格考试、择优任用的方法产生。基本原则是：公开竞争、机会平等、人才主义。一般采用等级考试制，不同级别的文官考试科目不同，主要考文化知识和能力。美国选拔公务员的方法，分为两类，政务官或由民选产生，或由总统任命，通常与内阁共进退；事务官则都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录用，不受政党更替影响，无重大过失，可任职到退休。近年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也在进行重大改革，进一步扩大民主，完善考核制度，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加大监督力度。最近还实行了民主推荐、民意测验、公示制度等，扩大了广大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要使这项工作进一步完善，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

当前，在人才选拔上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干部人身依附现象严重。现在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官要有“三行”：一是自己要行，二是要有人说你行，三是要说你行的那个人自己也要行。说到底，还是个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现在正在建立一种制度，引导那些想当官的人往人民群众那里跑，凭自己的才干取得大家的认可，靠工作实绩去争取个人升迁。中央颁布《干部任用条例》，目的就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公开公平的用人竞争机制。

2、注意合理使用人才

合理使用人才是提高善任力的关键问题。合理使用人才就是各尽所能，人尽其才。

一是用人以事业为重，不可计较个人恩怨。齐桓公是春秋时期最有影响的霸主之一。齐襄公死后，齐桓公同公子纠都迅速赶回齐国夺取王位。管仲作为公子纠的老师为了帮助自己的弟子即位，途中偷偷地射了齐桓公一箭。齐桓公即位后虽对管仲怒火中烧，但因老师鲍叔牙的建议，从称霸诸候大业考虑仍然重用了管仲，并拜为相。管仲从此尽心竭力辅佐齐桓公治理国家，成就了一代霸业。基辛格原是洛克菲勒大财团的得意谋士，在196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他作为尼克松的竞争对手洛克菲勒的“超级智囊”，为其竞选出谋划策，拟订政策纲领，起草文件讲稿，而且还对尼克松大肆进行攻击，把尼克松骂绝了。然而尼克松当选为总统后，不久亲自召见基辛格，虚心地向他请教，还聘请他担任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要职。尼克松的这一举动，不仅使基辛格十分感动，而且令整个美国感到震惊，并受到广泛赞誉。后来，尼克松又让基辛格出任国务卿，基辛格不负厚望，辅佐尼克松解决了包括中美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二是优秀人才破格使用，一般人才论资排辈。有个叫吴恩的学者写过一本书，叫《潜规则》，其中有一节“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据他考证，论资排辈起源于北魏，发明人是当时的吏部尚书崔亮。他外甥刘景安写信向其提出质疑时，崔亮回信说，“如今想当官的太多，可官位又有限，即使十人共一职，也不够分配。所以，必须立个规矩。不然，那些想当官的人四处走门子，托关系，官场会弄得乌烟瘴气。再者，现在吏部用人，是大权独揽，即使我能铁面无私，拒腐不贪，那也是一面镜子照天下，而天下之大，我又没有千里眼、顺风耳，难得不选错用错人。”崔亮采用此法，目的在限制权力，减少腐败。现在看来，这个办法虽有局限性，不过对于一般干部的任用还是具有借鉴作用的。但是，干部的成长有一个“最佳年龄期”，这个时期的人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思想敏锐，敢作敢为，是大有作为的时期。对于那些年轻有为的干部，如果也去论资排辈，那就等于荒废青春，自毁人才。事业的发展需要有一大批年轻干部。因此，对年轻干部应当破格使用，让他们小步快跑，跑步前进。

三是关键岗位用人才，一般岗位适当搞点平衡。任用干部，关键岗位上一定要用人才，但一般岗位上还得要适当搞点平衡。不用人才，事业上不去；不搞点平衡，关系摆不平。有的人能力不强，但能量不小，关系很广，你不把他平衡好，他就会把你平衡掉。

四是交多大的责任，就要赋予多大的权力。墨子曾提出给贤人“置三本”，即：“高予之爵，重予之禄，断予之令。”就是给贤人较高的地位，较丰的俸禄，较大的权力。这并非只是给他们一种待遇和赏赐，主要是为他们发挥才能治国安邦创造条件。因为“爵位不高，则民弗敬也；俸禄不多，则民不信也；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也。”我经常讲这样一个观点，我不喜欢揽权，但你交多大的责任给我，就一定要赋予我多大的权力，否则，我就干不好。1982年4月，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爆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宣布对阿根廷作战。出征前，撒切尔夫人问特遣舰队司令伍德沃德将军：“你需要什么？”伍德沃德回答：“我只需要一样东西——权力。”撒切尔夫人问：“什么权力？”伍德沃德说：“真正指挥特遣舰队的权力。我不需要别人干涉我，包括您和战时内阁。”撒切尔夫人深知这个要求的合理性，极其爽朗地答复说：“我给你权力。给你除了进攻阿根廷本土外的一切权力。”在撒切尔夫人的坚决支持下，英阿马岛之战以英军获胜告终。

五是既要用人之长，也要容人之短。古人云：“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则贤圣其犹病诸。”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十全十美、万事诸能，如果求全责备，即使圣贤也可能挑出一些毛病来。一个人总是有长有短，很难十全十美的。领导干部要用人家的长处，就必须能容忍他人的短处。只用他人的长处，又不能容忍其短处，这是不可能的。战国时期的卫人吴起在鲁国受到排挤后，投奔了魏国。因为吴起有“杀妻求仕”的污点，魏文候开始对是否用他有些犹豫，便问于李悝。李悝说，这个人贪恋功名，为人确实不怎么样，但要论用兵打仗，连闻名遐迩的齐将司马穰苴也比不过他，您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应该大用。后来魏文候又亲自进行考察，确认吴起有雄才伟略，于是设坛当众拜吴起为大将。吴起在魏驻守西河郡近20年，与诸候各国大战76次，其中64次大获全胜，12次战成平手，替魏国辟土拓疆千里。魏文候容人之短，得一人则大展了自己的宏图。

六是用人不疑人，疑人就不要用人。荀子曰：“知莫大于弃疑。”齐桓公有志称霸天下，向管仲请教如何防止有害霸业的行为。管仲回答：“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战国初期的魏国国君魏文候是一位用人不疑的典范。战国初期，中山国的国君荒淫无道，欺压百姓，人们怨声载道。魏文候采纳重臣翟璜的建议，打算派乐羊为大将领兵讨伐。可乐羊的儿子乐舒在中山国做官，对此大臣们议论纷纷。魏文候力排众议，信任乐羊。果然，乐羊一出征，把中山国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包围了都城。这时，乐羊为争取百姓，减少牺牲，围而不攻达几个月之久。在这个时候，猜疑攻击乐羊的奏本又沿沿不断地飞向魏文候，可魏文候不仅没有撤换乐羊，反而多次派员慰问乐羊和交战将士。等到乐羊大获全胜，凯旋而归的时候，魏文候为他举行一个盛大的庆功会，会后赏赐给乐羊一个箱子。乐羊以为是金银珠宝，谁知打开一看，全是非议、攻击、要求撤换乐羊的奏折密信。乐羊深为魏文候的信任而感激涕零。在我国历史上，还有孙权不疑诸葛谨，齐威王不疑章子等，都被传为佳话。

七是既要令行禁止，又要奖罚分明。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必须树立绝对权威，令行禁止，行要行得通，止要止得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论功行赏，赏罚分明。我国古代倡导和推行“人以才用，官以劳升”的用人原则。李悝在魏国推行“不劳动者不得食，有军功者予爵禄”、“是贤才则赏，有罪者即罚”的政策。商鞅为了打掉秦国旧贵族世代享有的政治经济特权，明确提出了“国以功授官予禄”的规定。魏文候按军功赐宴，将庆功宴分成三行，上功者坐前行，次功者坐中行，无功者坐后行。唐太宗李世民主张赏得公平，罚得得当。他说，国家的大事，无非是赏与罚。赏得公平，没有功劳的人就会自动靠边；罚得得当，作恶的人就会有所震动，有所收敛。故千万不能循私，千万马虎不得。

八是用人不拘一格，谁有才就用谁。古代墨子主张用人以“义”为标准，“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强调用人必须“不赏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就是说，用人不能给自己的父兄、富贵子弟、美貌妻妾开后门，只能举贤而抑不肖。蔺相如最初是赵惠文王大内宦官总管缪贤的一个门客。赵惠文王得到了楚国的至宝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要拿城池来换。当时秦强赵弱，换是不换，进退两难。赵惠文王接受推荐，派蔺相如出使秦国。蔺相如机智勇敢，不负重托，最后舌战秦王，“完璧归赵”。百里奚原为晋国从虞国俘虏的大夫，后来作了秦国的陪嫁奴隶，半路逃到了楚国。七十岁时，被秦穆公重金赎回，并委以重任，拜其为相，改革内政，发展生产，训练兵马，国力很快强盛起来。

合理使用人才，关键是要把干部用活。领导干部应当努力做到：精神激励，激发热情；扬长避短，合理使用；分工明确，责权清楚；论功行赏，赏罚分明；各尽所能，人尽其才，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并发挥其最大的社会作用。

3、努力爱惜保护人才

对待人才，领导干部不仅应当加强培养和使用，而且还要十分注意关心和保护。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齐威王在朝廷问各地的官员谁优谁劣，许多大臣都说最好的是阿城大夫（即太守），最坏的是即墨大夫。齐威王不置可否，下朝后却暗地里派人调查。过了不久，齐威王把阿城大夫和即墨大夫召了回来。上朝时，齐威王当着群臣对即墨大夫说，自从你到了即墨，天天有人告你，说你怎么怎么坏。我就派人上即墨去调查。他们去后，见地里庄稼长得绿油油的，老百姓安居乐业，这都是你精心治理的功劳。你一心一意办事，不跟朝廷的大官们联络，也不送礼给这些大人们，他们都天天说你的坏话。像你这样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不吹牛拍马的大夫，咱们齐国真是太少了，今天我加封你一万户的俸禄。接着，齐威王揭穿了被那些大臣称赞的阿城大夫的假面目，把他扔到大锅里煮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领导干部应当注意关心爱护干部。对待有缺点的干部，要看主流，重德才，用长处，避短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不要见死不救；对待有争议的干部，要主持公道，明辨是非，客观分析，公正对待，不能偏听偏信；对待有个人恩怨的干部，要心胸豁达，求同存异，不能计较个人恩怨；对待有实际困难的干部，要主动关心，热情帮助，雪中送炭，以情感人，不要漠不关心；对待受到恶意攻击、诬陷中伤的干部，要坚持原则，有力反击，认真保护，不要坐视不理。

六、游刃有余的协调力

协调力是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能力。所谓协调力，就是领导干部驾驭全局，化解矛盾，平衡关系，善于沟通，凝聚人心的一种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对领导干部的协调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领导干部应当从党和人民事业的全局出发，勇于实践，刻苦磨练，不断增强自己驾驭全局的协调力。怎样提高自己的协调力呢？

1、增强应变能力

领导干部协调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化解各方面的矛盾，特别是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但矛盾是千变万化的，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矛盾，各种矛盾互相交织，错综复杂，瞬息万变。因此，必须增强应变能力，沉着冷静，处变不惊，稳住阵脚，立于不败之地。

一是以不变应万变。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削弱，西方敌对势力把目光和矛头转向中国，企图使中国重蹈苏联、东欧覆辙。在这种形势下，不少人担心“红旗到底能打多久？”面对这一严峻的局面，邓小平纵观全局，临危不乱，审时度势，及时发表了精辟论断，提出了“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冷静思考、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1989年9月1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进一步指出：“对国际形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在邓小平的正确指导下，我们党和政府以中国之不变应付世界局势之万变，稳住了阵脚，保持了稳定的国内局势，在国际上处于了主动地位。

二是以快变应慢变。搞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有几百年历史。中国“入世”之所以障碍重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到经济体制的制约。当时中国搞的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外国人感到不理解，欧盟的代表说，他们翻阅了词典，英文里没有“商品经济”这个词，请中国代表团给予解释。就是“商品经济”这几个词，使中国复关谈判外贸体制审议迟迟没有通过，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1992年春，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的手段，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很快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久还写进了我国根本大法宪法。这一迅速变化，很快扫除了复关谈判的障碍，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得以成功。

三是以主动变应被动变。1997年亚洲爆发了一场大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以泰国货币危机为开端，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以及东北亚的日本、韩国，货币出现大幅度贬值的狂潮，席卷了整个东南亚，波及全世界，给不少国家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当这次危机爆发时，中国经济顺利地实行了软着陆，在周边国家一片萧条中“风景这边独好”。为什么中国能够避免这场危机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见事于未萌，主动应变。早在1993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在高速发展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出现了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证券投机热、金融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等不正常现象。江泽民、朱�F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一开始就非常清醒，对经济发展中的隐患保持了高度警惕，果断地加强了宏观调控，特别是中共中央、国务院还专门发了一个《关于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后来被称为16号文件，有效地扭转了经济过热的问题，使国民经济实行了软着陆，不仅降低了通货膨胀，而且保持了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当亚洲金融风暴到来时，我们安然度过。

任何事物都是变化的，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领导干部应当努力做到顺应变化，适时而变，灵活多变，巧妙应变，变换角度，调整内容，改变方式，与时俱进，乘势而上。

2、善于抓住关键

领导工作中，面对的矛盾是多方面的，有主要矛盾，也有次要矛盾，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和变化。抓住了主要矛盾，各方面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抓关键，就是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一是要抓住关键问题。关键问题就是在工作中起决定作用，影响和制约其他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最薄弱的问题。例如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百业待兴，百废待理，要做的事情很多，工作千头万绪，究竟从哪儿开始呢？邓小平复出后，纵观全局，目光敏锐，首先从解决党的思想路线入手，一针见血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呼吁全党“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带来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

二是要抓住关键人物。一些重大矛盾，特别是影响面较大的群体性矛盾的发生，其中必然有少数起决定作用的关键人物。这些关键人物主要或是权势人物，或是党团领袖，或是非正式群体头头，或是德高望重者。有时候，当事人中利益最关切者或者最大者也是关键人物。这些关键人物的观点、意见、立场、态度对解决问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调查和处理重大矛盾时，一定要首先抓住关键人物，设法同他们沟通，取得他们的谅解和支持。这样，问题解决起来就顺利得多。

三是要抓住关键环节。事物的发展总是存在相互联系的许多环节的，但是决定事物是否协调的往往只是一两个关键环节。只有抓住了这些关键环节，问题才可以得到有效解决。毛泽东指挥解放战争中的重大战役，可以称为抓住关键环节的典范之作。在整个战役中，东北战场是个关键环节，而东北战场上锦州又是关键环节。毛泽东紧紧抓住了打锦州这个关键环节，使东北战场很快取得了胜利。东北战场的胜利，不仅巩固了东北的胜利成果，而且促进了平津战役的胜利，极大地支持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抓关键是十分重要的。抓住了关键，就掌握了工作的主动权。抓关键，首先是要找准关键，什么是关键，关键在哪里，这是需要智慧的；其次是要抓牢关键，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不出成效，决不罢休，这是需要魄力的；三是要兼顾好其他方面，保持平衡，协调发展，这是需要能力的。

3、学会凝聚力量

领导干部做好协调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凝聚力量。凝聚力量是多方面的，但首要的是要团结同志，善于带班，集中智慧，形成合力。

一是集思广益不主观。领导干部应当发扬民主作风，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和力量，不主观武断，不搞“一言堂”。特别是注意认真听取不同意见，甚至是反对的意见。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这是人大慎重决定国家大事的一个标本。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成功后，有外国记者问我国著名的水利工程学家潘家铮教授：“谁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潘教授回答：“那些反对三峡工程的人对三峡工程的贡献最大。”这话意味深长，发人深思。被誉为“日本爱迪生”的盛田昭夫是一位博采众长、集思广益的企业领导人。在索尼公司，盛田昭夫鼓励大家公开提出意见，不同意见越多越好，因为经过争论后所得出的最后结论必然高明。一位公司领导人因为常常与他意见相左，想离开公司，盛田昭夫直率地说：“如果你我意见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俩就不要呆在同一公司领两份薪水了，你我之一应辞职。就因为你我看法不一样，公司犯错的风险才会减少。”我们做领导工作的，责任不在于自己出多少点子，干多少具体事情，而在于善于集中大家的正确意见，调动一班人的积极性。有的地方提出五互、四不、三主动。“五互，”即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支持、互相补台。“四不”，即：凡是重大问题不经论证、未形成成熟方案不讨论；凡是涉及全局问题，主要领导不在不研究；凡是分管领导不在，不研究他所分管的工作；凡是干部人事问题，按《条例》所规定的程序不到位不研究。“三主动”，即班子成员主动交心通气，主动献计献策，主动配合支持。

二是放手使用不包揽。毛泽东曾经讲到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时，强调了一条：“大权独揽，小权分散。”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职领导干部，要把工作重点放在事关全局性、政策性、普遍性、倾向性的工作和问题上，而不应陷于事务性、一般性、个别性的工作和问题。早在1918年夏天，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担任协约国总司令的斐迪南·福煦元帅，正指挥着400多万大军在大大小小上百个战场作战，可他自己却安闲恬静地坐在指挥所门前全神贯注地阅读小说。前去考察的美国海军助理部长罗斯福感到吃惊，福煦告诉他，我的统帅部只考虑重大战略决策，作为统帅，我最关心的只有两件事，一件事是3公里以上地区的得失，另一件事是各兵团后备兵力的变化。这位统帅真正做到了“大权独揽，小权分散。”我们的领导干部做领导工作应抓大放小，放权、放手、放心、放胆支持自己的副职和下属职能部门的负责人去干，不要什么事情都全由自己一杆子插到底。我在实践中也有过这样一点体会：主要领导越是信任放手，副职工作就越吃亏；主要领导越是不放手，副职工作就越轻松。担任主要领导工作的同志应当学会放开手脚，大胆使用，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统而不包，揽而不过，统筹兼顾，驾驭全局。

三是敢于负责不推诿。领导干部要勇于挑重担，敢于承担责任，不要拈轻怕重，不要争功诿过。邓小平政治坚定，敢于负责，在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他决不畏缩和推诿，总是主动站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亲自领导给几千万历次运动中的受害者平反，并公开作自我批评。他说：“1957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文革”初期，各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工作组的人，邓小平在检查时强调，必须讲清楚，在中央工作组的错误问题上就是少奇和我的责任，其他人没有责任，地方干部更没有责任，他们是好干部。在对待毛泽东所犯错误的责任分析上，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同志都有错。”

四是关心爱护不冷漠。管仲曾经告诫为政者，要对贤者“亲之以仁，养之以义，报之以德，结之以信，待之以礼。”领导干部应当关心爱护自己的干部，以情感人。既要他们做事，又应关心爱护他们，主动帮助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毛泽东常用“长铗归来兮食无鱼”这个典故告诫我们的领导干部，一定要主动关心干部，不要等人家提出来了再去关心。

4、把握平衡艺术

平衡是一门领导艺术。在协调中，领导干部应当善于运用平衡艺术协调关系，调整利益，化解矛盾，避免冲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一是合理搭配。当资源在一定时间内有限的情况下，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就必须合理搭配，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比如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统筹发展。特别是要统筹好城乡的发展；统筹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发展；统筹好物质文明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发展；统筹好目前和长远的发展。这都是合理搭配的具体体现。

二是分别先后。事物发展总是有先有后的，不可能同步并进，这是事物运动的一种常态。比如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共同富裕，但是共同富裕是很难做到同步富裕的，只能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再比如，在用干部的问题上，也有一个先后问题，不可能所有的干部一次都能启用，只能一批一批地逐步解决。

三是及时补救。我们强调要力求平衡，但事实上不可能做到绝对平衡，欠缺的事情总是会常有的，但是必须及时进行补救。补救是多方面的，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关键是要及时。

把握平衡在领导工作中是十分重要的。平衡有多种形式和内容，包括心理平衡、利益平衡、关系平衡、力量平衡等等。领导干部在处理问题时，应当根据平衡的不同形式和内容，讲究方法，有所侧重，适当平衡。

5、切实转化矛盾

转化矛盾是领导干部协调工作的基本功。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关键是要深入分析矛盾，积极做好矛盾的转化工作。

一是要寻找共同点。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讲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仍然是正确的。但是事物发展是复杂的，因而内部矛盾构造也是多样的。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讲过这样一段话：“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最近，有位教授写了一本书叫《一分为三论》，他提出事物都是一分为三的，一分为三具有客观实在性，一分为三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和存在。譬如中间状态问题。我认为，一分为三的观点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它与一分为二的观点并不矛盾。把握一分为三的观点，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从矛盾对立的双方中找到他们的共同点，或者说兼容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可以说是第三个办法。任何矛盾总是具有一定的同一性，解决矛盾，就要努力寻找矛盾冲突双方的共同点，找到了共同点，就有利于矛盾的化解。电影《巍巍昆仑》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任弼时在党中央领导核心行动方向的问题上产生了分岐。毛泽东认为，北方守敌力量薄弱，主张把中央机关向北转移，认为这样有利于党中央开展工作。而任弼时坚持要向南撤，认为这样有利于中央机关的安全。两人争得面红耳赤。这时，在场的周恩来分析了双方的意见，认为其共同点都是为了保护党中央这一目的，便适时提出了假向南撤而出其不意地真向北撤的军事策略，很好地统一了他们两人的意见，灵活巧妙地协调了矛盾，保证了党中央的安全转移。在做矛盾转化工作时，要反复思考，尽力找到矛盾双方的共同点。

二是要学会妥协。妥协是一种决策艺术。妥协不是无能的表现，它也是一种平衡矛盾的方法。我们常常发现，在复杂的环境中，妥协常常是决策者一种高超政治智慧的体现。在有些重要的历史时期，有的重大决策和政策的出台，往往就是一种妥协的产物。这种妥协有利于缓和矛盾，形成共识，达到和谐，促进发展。妥协从形式上看，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退，但有时退实质上是为了进，为了和。退一步，进两步，和为贵。20世纪80年代，有的贫困地区农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这种作法明显突破了原来的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因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以致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第一书记座谈会很难开下去了。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胡耀邦几次修改会议文件，充分考虑了各种不同的意见，这就是著名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1980年75号文件。当时亲自参加这个文件起草的杜润生同志回忆说：75号文件是个妥协的文件。但是，正是这个所谓的“妥协文件”，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既要懂得坚持，又要学会妥协。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妥协是有原则的，妥协不是和稀泥。该妥协的就妥协，不该妥协就坚决不能妥协。但有时候为了维护大局，领导干部又应当从实际出发，寻找出不同利益的平衡机制，灵活处置，变通办理。

三是要善于沟通。沟通是协调关系、转化矛盾常用的方法。《战国策》中记述的《触龙说赵太后》的故事，就生动地体现了这一点。触龙之所以能够说服赵太后转变立场，最终答应让孙子去作人质，就在于触龙在同赵太后接触的过程中进行了有效的沟通，最后打动了太后，使太后欣然同意了他的谏言。沟通很重要的是要尊重对方，善于从对方的立场、认知、感情等出发，将心比心，换位思考，形成共识，逐步引导，化解矛盾。

四是要注意冷处理。冷处理也是转化矛盾的一种有效手段。一般说来，当矛盾冲突发生的时候，应当马上处理，但是有些矛盾比较复杂，而且不很急迫，可以把矛盾的双方先隔离起来，让他们冷静下来，恢复理智，然后再澄清是非，协调处理。比如在协调有些群体性闹事事件时一般只能采用冷处理的办法，否则就会激发矛盾，导致事态扩大，不可收拾。

七、与时俱进的创新力

创新力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所谓创新力，就是指领导干部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有所发现，不断出新的能力。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的新时代，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创新的时代。不仅需要科学的创新，而且更需要管理的创新、领导方式的创新。领导干部应当具有强烈的时代责任感，以充沛的精力不懈地追求努力的目标，勇于挑战，不断创新。怎样提高自己的创新力呢？

1、培养创新思维

要提高领导干部的创新能力，必须首先培养其创新思维，即创造性思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福兰克·巴伦博士对创造性思维的特征进行了细心的研究，认为创造性思维应具有9个特征：①能够注意到别人注意不到的地方，具有与别人不同的意见，而这个不同点往往是很重要的；②同大家一样观察事物，考虑问题，但观察问题的方法、考虑问题的角度永远不同；③有独特的认识和意见，而且不拘泥于这种认识和意见是否相同；④认真学习和积累各种知识，能够比较出各种意见的好坏；⑤在能力上、精神上充满活力，朝气蓬勃；⑥富有想像力；⑦不认为自身能力是有限度的，使自己的思考广泛地、有弹性地像气球那样向外延伸；⑧不拘泥于形式，其态度和想法都是自由自在的；⑨有意识地去过复杂多彩的生活，从不躲避困难。领导干部应当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勤于思考，凡事多问，努力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不断提出全新的战略规划，实施有效的组织领导。

2、拓展创新方式

领导干部既要从战略的高度多视角地观察世界，更要善于驾驭多种创新方式，不断拓宽创新领域，全方位地改造世界。

一是批判性创新。就是在批判前人或别人的错误观点、不同观点和理论的过程中，吸收其合理的成分，并创立自己的新观点、新理论。马克思在创立自己新的学说时，十分注重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思想成果。列宁曾经这样称赞过他：“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讨过。”马克思主义就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优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形而上学唯物论的“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在批判地吸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在批判吸收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欧文、傅立叶、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严格地批判对待前人的各种思想、学说、倾向、思潮，而且还以严格的批评态度对待自己。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判，就是为了实现与客观实际和实践发展相适应的理论创新。

二是原创性创新。就是超越了前人的观点，在某一领域第一次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观点或方法。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关于剩余价值的学说，关于人类社会“两个必然”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关于俄国新经济政策的理论；毛泽东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等等，都属于这种创新。

三是完善性创新。就是把先人或别人的新理论、新经验同本部门、本单位当时的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进一步运用和发展。比如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是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共同富裕曾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最终目标。又比如“一国两制，”也是在毛泽东关于台湾和平回归祖国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表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台湾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等。邓小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并成功地解决了香港、澳门的回归问题。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也是一种完善性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理论原理在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中都曾有过论述，但它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进行了新的提炼升华，对党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更加系统，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胡锦涛同志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都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四是组合性创新。排列组合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更大的力。组合方式不同，所产生的作用就有可能不同。“田忌赛马”就是一种典型的组合性创新。比赛的马同样分为一、二、三等，田忌的马明显处于弱势。怎样才能取胜呢？田忌按照孙膑的指点，别出心裁，把力量对比进行了适当的重组。用自己的三等马去赛对方的上等马，失败；然后用自己的一等马赛对方的二等马，获胜；再用自己的二等马去赛对方的三等马，又获胜。三赛二胜，田忌赛马获得成功。这就是组合创新的力量。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也有个组合创新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做思想政治工作都是“抓两头，促中间。”但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思想政治工作优秀企业长岭石化炼油厂却采取了“抓中间，促两头”的方法，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事物是多样的，创新的方式也是形式多样的，不可一概而论。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内容不同、时间不同、基础不同，创新的方式也应有所不同。

3、突破创新禁锢

创新本质上是一种革命。创新必须突破禁锢，敢于冒险。没有冒险也就没有创新。创新离不开冒险，冒险孕育着创新。孙中山先生认为，“知识皆从冒险中得来”，变革社会的活动尤其需要冒险精神。他十分欣赏美国人的冒险精神。他认为，美国的进步发展之所以很快，是因为美国人皆具有冒险之精神。

一是突破传统习惯势力的禁锢，冒“离经叛道”之险。一部科学发展史也就是一部冒险史，一部同传统习惯势力作斗争的历史。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是物理学的革命，最初也受到传统经典力学的束缚未能被人们所接受，在德国有人还成立反相对论组织，攻击相对论和爱因斯坦。西班牙医生、生理学家塞尔维特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结果被教会活活烧死。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提出了“日心说，”反对托勒密的“地心说。”该书出版后立即遭到教会的查禁。意大利的哲学家、天文学家布鲁诺宣传“日心说”和进步的哲学思想，在罗马鲜花广场被教会用烈火烧死。意大利科学家、天文学家伽利略坚持和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被教会判以终身监禁。社会科学理论的创新，更是直接触犯了反对势力，被迫害、杀戮和摧残的例子屡见不鲜。所以，要创新，就必须敢于突破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冒“离经叛道”之险。

二是突破学术权威的禁锢，冒“大逆不道”之险。在科学史上，也常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科学家还未成名时，往往受学术权威的压制、打击，而当他们成了名，成了新的权威时，又自觉不自觉地压制新生力量的成长成为创新的阻力。如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在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律过程中，受尽了学术界权威的压制、讽刺和打击之苦，但他到了晚年却反对新的科学发现。如对原子的复杂性和电子的客观存在就持否定态度。爱因斯坦反对玻恩提出的玻函数统计解释也是一个例证。所以，要创新，还必须冒学术权威之险，与守旧的权威作斗争。

三是突破“左”的错误的禁锢，冒“反对革命”之险。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左”的错误思想影响还十分严重，“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仍然阻碍着拨乱反正的深入进行。这时，在胡耀邦的支持下，中央党校理论刊物《理论动态》1978年第60期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不久，《光明日报》在第一版以“本版特约评议员”的名义全文发表该文。这篇文章一发表，很快受到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们的反对和责难。有的权威理论刊物的负责人公开指责这篇文章有问题，甚至当时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也对这篇文章提出了指责，并指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不介入，”“不表态”。后来，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决支持下，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才使这一科学的理论观点得以认同，并推动了全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四是突破重重困难的禁锢，冒巨大经济压力之险。一项创新工程，往往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创新本来就有风险，一旦失败，就要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这也是需要具有冒险精神的。

八、以理服人的雄辩力

雄辩力是领导干部能力重要的外在表现。所谓雄辩力，就是领导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去阐述道理、说服人们、鼓舞人心、推动工作的能力。雄辩是一门艺术、一门十分重要的语言艺术。律师出身的美国参议员，也是美国最著名的演说家之一的戴普说过：“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令人心悦诚服的交谈能力更能迅速获得成功与别人的钦佩了，这种能力，任何人都可以培养出来。”领导干部掌握较强的雄辩力是十分必要的。领导干部应当刻苦训练，不断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更好地适应工作的需要。怎样提高自己的雄辩力呢？

1、把握雄辩的技巧

领导干部要提高自己的雄辩力，除了加强经常性的理论文化、生活语言的修养外，很重要的就是要区分对象，把握火候，注意场合，掌握分寸。

一是区分对象。领导干部讲话的对象是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有不同的心理特征，说话的方式也应不一样。比如对知识分子讲话，就要注意讲究方法，用词准确，适当含蓄，启发思考；对工人农民讲话就要开门见山，直来直去，不拐弯子，不绕圈子。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动员井冈山的农民武装首领王佐参加革命时，就特别注意研究王佐的心理特点和气质。他针对王佐的“心燥性子”和“多疑心”这个特点，在做工作时，特别谨慎小心，谈话心平气和；针对他出身苦、讲义气的特点，谈话时态度诚恳，平易近人，坦率自然，使他把革命队伍看成是自己的人。由于抓住了王佐的心理特点，很快就取信于他，并且动员他参加了革命队伍。所以，说话应当看对象，因人而异，区别对待，对象不同，说话的方式也应有所不同。

二是把握火候。不同的时机，讲话的效果是不同的，谈话要选择最佳的时机，把握好火候。史载，有一次唐太宗心情十分高兴，笑着问大臣魏征：“你看近来政治怎么样？”魏征觉得这是一个进谏的好机会，马上回答说：“贞观初年，你主动地引导人们进谏；过了三年，遇到有人进谏，还能愉快地接受；但这一两年来，勉勉强强接受了一些意见，可是心里总觉得不舒服。”太宗听后有些吃惊，问道：“这么讲有什么根据吗？”于是，魏征便举出了三件事来加以佐证，这三件事反映的是唐太宗在魏征所说的三个时期内对人的三种不同的态度。唐太宗很快明白了，高兴地说，“若不是您这样的人，还不会对我说呢？”他感叹地说：“一个人苦于自己不知道自己啊！”于是更加虚心地听取臣下的意见了。看来火候是非常重要的，火候得当，言半功倍；火候不当，言倍功半。

三是注意场合。什么场合讲什么话，场合不同讲话的效果大不一样。英国女王维多利亚与丈夫阿尔伯特感情非常好，但有一天发生了点误会。维多利亚处理完公事已是深夜，回到寝宫，轻轻敲了敲卧室门。室内，阿尔伯特问：“谁呀？”她回答说：“是我，女王。”门没开。她再敲，阿尔伯特又问：“你是谁？”她回答：“维多利亚”。门还是没开。女王犹豫了一下，第三次敲门。“你是谁？”她对阿尔伯特说：“你的妻子。”门开了，阿尔伯特双手把她接了进去。女王前两次之所以没有敲开门，主要是忽视了她是在自己家中和丈夫说话，而不是在宫廷上和大臣们对话。所以，领导干部做工作时，不同的场合讲话也应当有所不同。

四是掌握分寸。说话要注意尺度，恰到好处，留有余地，能退能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罗斯福总统虽然揭开了美国制造原子弹历史的第一页，但这与罗斯福的私人顾问萨克斯富有分寸的劝说是分不开的。开始，萨克斯向总统面交了爱因斯坦的长信，谈了科学家们关于核裂变发现的备忘录，并仔细地讲述了制造原子弹的必要性，尽管说得喉干舌苦，但罗斯福态度十分冷淡，无济于事。第二天，萨克斯与罗斯福共进早餐，还未等他开口，总统就以攻为守地说：“今天不许再谈爱因斯坦的信，一句也不谈，明白吗？”萨克斯点了点头。但鉴于事情责任重大，萨克斯笑着对总统说：“今天我们不谈爱因斯坦的信，但我想讲点历史好吗？”罗斯福见他是讲历史，点头同意了。萨克斯说，英法战争期间，在欧洲大陆上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在海上却屡战屡败。这时一位年轻的军官发明家富尔顿向拿破仑建议，把法国战舰的桅杆砍掉，撤去风帆，装上蒸汽机，把木板换成钢板。可是拿破仑心想船没有帆就不能行走，木板换成钢板，船就会沉没。于是他二话没说，就把富尔顿轰了出去。历史学家在评论这段历史时认为，“如果拿破仑采纳了富尔顿的建议，19世纪的历史就得重写。”萨克斯讲完这段含义深刻的历史事件后，用深沉的目光注视着总统。罗斯福沉思了几分钟，然后取出一瓶拿破仑时代的法国白兰地，斟满一杯递给了萨克斯，说道：“你胜利了！”由此看来，讲话分寸的掌握也是很重要的。

2、提升雄辩的艺术

雄辨是一门语言艺术。领导干部要提高雄辩水平，必须自觉加强语言艺术的修养。

一是逻辑思辩启迪人。领导干部作报告或讲话时，要特别注重讲究语言逻辑的严密性，学会用逻辑的方法论述问题。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虽没有给人留下逻辑学，却有了《资本论》的逻辑。《资本论》这部巨著，既是经济学的著作，也是一部逻辑学的著作。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充分运用逻辑的力量，概念准确，判断恰当，推理有据，论证严密，无隙可击，使人十分信服。一位著名教授在谈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时说，我信仰社会主义不是建立在朴素阶级感情的基础上，而是被《资本论》的逻辑所征服。列宁在演说中也具有不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虽然有一些桔燥，但总是紧紧地抓住听众，一步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正如斯大林引用当时很多代表的话所说的，“列宁演讲中，逻辑像万能的触角，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全失败。”

二是义正辞严征服人。批评错误、揭露阴谋就必须旗帜鲜明，义正辞严，敲山震虎，压倒一切。1992年春，邓小平在视察深圳、珠海、上海、武昌等地，批评“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时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可谓针锋相对，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击中要害。

三是热情洋溢鼓动人。领导干部要学会用高超的语言技巧，以情动人，以情感人，以激发人们的政治热情，积极地面对人生，投身社会，报效祖国。列宁不愧为一位伟大的宣传鼓动家，他讲话充满激情，鼓舞人心，哪怕是一句话、一个手势、一个眼神都具有强大的感染力。看过《列宁在1918》这部电影的人都不会忘记，列宁在演讲时那气壮山河的身姿和富有感召力的手势。当起义的工人、士兵攻下冬宫之后，列宁快步登上讲台，他面向台下群众，就像大乐队的指挥，身姿稍向前倾，双目眺望远方，右手举向前果断有力地推出，沸腾的冬宫立刻鸦雀无声，列宁震荡环宇的声音开始传向世界。列宁的这一手势，使人民看到了前进的方向，感到了巨大的力量。

四是推心置腹感召人。领导干部在跟人做思想工作时，应当出以诚心，推心置腹，将心比心，以情感人。诸葛亮率兵征讨南蛮，七擒孟获之后，俘虏了一大批蛮兵。怎样才能真正收复这些南蛮，解除长期存在的对立情绪呢？诸葛亮推心置腹地跟他们谈了一席话。先是见面后亲自为南蛮解开绳索，然后深情地说，汝等皆是好百姓，不幸而为孟获所拘，今受惊吓。吾想汝等父母、兄弟、妻儿必倚门而望，若听其阵败，定然割肚牵肠、眼中流血。吾今尽放汝等回去，以安各人父母、兄弟、妻儿之心。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无父母兄弟，谁无妻子儿女，谁又忍心让自己的亲人割肚牵肠、眼中流血呢？诸葛亮一席话，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深深地拨动了南蛮们的心弦，使他们“深感其恩，泣拜而去”。从此，南蛮地区骚扰平息，蜀国有了安定的大后方。

五是风趣幽默折服人。领导干部讲话也要学会风趣幽默，不要总是板着一副面孔。有时候风趣幽默比义正辞严更能折服人。邓小平有一次会见一个美国青年代表团，客人出于尊敬，见面后问邓小平：“您最近身体还好吗？”邓小平笑着回答说：“我喜欢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好使；我经常游泳，说明我身体还行；我凡事都不急，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邓小平风趣幽默的自嘲，说得大家都高兴起来，反映出一位伟大政治家的人格魅力。

语言艺术丰富多彩，博大精深。领导干部应当发奋学习，潜心研究，反复实践，不断提升，努力掌握灵活运用语言艺术的本领。

3、加强雄辩的训练

刻苦训练是领导干部提高自己雄辩力的重要途径。领导干部要提高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就应当扎扎实实地刻苦训练。古今中外，很出色的口才家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刻苦训练而获得成功的。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少年时是一个口吃患者，上课回答老师的提问，常常结结巴巴，窘得满脸通红。后来他除了朗读诗文外，还独自一个人对着镜子纠正口形和舌根部位，跑到山间，迎着狂风，高呼“有志者事竟成，”力争把这话一口气说完，不停顿，不结巴。这样说话慢慢地流畅了，最后成为了一位口齿流利，擅长交流，口才出众的外交家、政治家。我国早期青年运动领导人肖楚女，原是茶馆跑堂的，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他坚持刻苦学习。在担任师范学校老师期间，他刻苦练习口才，每天清晨带一面镜子，跑到树林子里，把镜子挂在树上，对着镜子大声讲课。尽管面前没有一个学生，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自说自答，说得眉飞色舞，边讲边纠正缺点。后来，他28岁担任了黄埔军校政治教员，29岁担任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专职教员。他那声情并茂的宣传鼓动，震撼了千百万青年的心。

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队伍中，由于知识化程度的提高，现在绝大多数同志都能言善辩，但也有些同志虽经纶满腹，口头却表达不出来。有的词不达意，抓不住重点；有的言之无物，缺少内容；有的停留在一般化，没有新意；有的罗嗦冗长，尽讲重复话；有的吐词不清，听起来让人费劲等。其实，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天生的，也是可以刻苦训练出来的。

九、与人为善的亲和力

对于领导干部来说，亲和力是十分重要的。所谓亲和力，就是领导者以自己的高尚品德和人格魅力联系和带动周围群众所产生的影响力，从而在部属和群众中产生发自内心的信任和拥戴。亲和力是领导干部综合素质的反映，是领导艺术、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的集中体现。伏尔泰说，造就政治家的，绝对不是超凡出众的洞察力，而是他们的人格。领导干部一定要有一种亲和力，亲和力也是一种魅力、人格力。亲和力越强，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威信就越高，拥护的人就越多，号召力和凝聚力就越强。怎样培养自己的亲和力呢？

1、要有克己奉公的风范

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察民意，暖民心。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周恩来总理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是人民公仆的典范。1976年1月5日，周恩来总理逝世，1月8日联合国总部降了半旗。一些国家的外交官有意见，他们聚集到联合国大厦的广场上，质问联合国总部：“我们国家的第一元首逝世，联合国大旗依然升那么高，中国的第二元首去世，你们却为他降半旗，这是为什么？”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走了出来，他站在大厦前的台阶上，回答他们说：“为了怀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的决定。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它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他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他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分钱的存款。二是中国有十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他的总理周恩来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下半旗。说完，他转身走进大门，广场上只留下那些面面相觑、哑口无言的外交官。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国人更是悲恸不已。中华大地亿万人伫立寒风哭英灵，旷古悲痛。当时80高龄的胡厥文老人写了一首《悼念周总理》的五言诗，道出了人民的心声：“庸才我不死，俊杰尔先亡。恨不以身代，凄然为国伤。”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梁衡同志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的文章中，评价周恩来有惊人的“六无”：死不留灰、生而无后、官而不显、党而不私、劳而不怨、去不留言。周恩来的六个“无”，说到底就是一个无私，反映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大公无私。梁衡说，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周恩来长期处于执掌党权、政权的高位和身受各种矛盾的煎熬，但他总是甩掉自我，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领导干部应当以周恩来为榜样，进一步加强世界观改造，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防微杜渐，克己奉公，更好地为党和人民服务。

2、要有公道正派的品格

公道正派对于领导干部来说，是立身之本、为人之道、处事之基，是领导工作的生命线。它既是一种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也是一种行为规范和职业操守。坚持公道正派就是襟怀坦白，坚持真理，不畏权势，伸张正义，秉公办事，不循私情。《史记》在记载子产、子贱、西门豹三位官员的事迹后感叹道：“子产治郑，民不能欺；子贱治单父，民不忍欺；西门豹治邺，民不敢欺。”子产是春秋时的政治家，他主持制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并将其铸在鼎上，法制严明，言论开放，惩恶扬善，深得民心。子贱管理单父，敌军前来进犯，子贱不但有效地组织抵抗，而且坚决制止人们以此为理由收割他人庄稼。西门豹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邺令，把伤财害命的巫婆神棍，丢了几个到河里去，进而大修水利，惩治舞弊贪赃，使邺地富足安康。子产、子贱、西门豹的事迹，后人称之为“三不欺”，反映了一种公道正派的风范。胡耀邦1978年担任中组部部长时，坚持公道正派，力主平反冤假错案。他针锋相对地同“两个凡事”作斗争，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与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中央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得以有效落实。朱�F基同志在上海担任市长时，对大吃大喝之风十分厌恶，带头罢宴。在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后，对中央和地方少数权势干部，趁国家宏观调节失控之机，利用职权，无法无天，中饱私囊的行为疾恶如仇，亲自派出工作组查处，强调“先打老虎后打狼，”“要给全国人民一个说法，”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这些都是公道正派的典范。领导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当为民作主，主持公道，匡扶正义，惩治邪恶，营造一个和谐的良好环境。

3、要有恪尽职守的精神

李瑞环在任天津市委书记时曾经说，“领导的威信从哪里来，靠上级封不出来，靠权力压不出来，靠宣传吹不出来，靠小聪明骗不出来，只能靠全心全意地、尽心竭力地、坚持不懈地为人民办事，才能逐步地树立起来。”李瑞环在天津任职期间，天津市委、市政府共为天津市人民办了110件实事，特别是有效地解决了天津老百姓最关心的“三大怪”现象：自来水腌咸菜，汽车没有骑车快，临建棚到处盖。因而深受广大群众欢迎，有效地塑造了一代现代城市领导人亲民、爱民的形象。李瑞环在天津的政绩，在全国造成很大的反响。邓小平亲临天津视察后，给予了李瑞环高度评价。李瑞环依靠自己的扎实工作，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使自己脱颖而出，走上了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现在的心情，是每天八个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今企业发展到这么大，就像一艘很大很大的军舰，如果一招不慎，一个决策不对，就可能造成全军覆没。所以，我每天还是非常努力，非常刻苦，非常谨慎，做好每一件事。正是由于有了这种恪尽职守的精神，从而创造了海尔的辉煌。因此，领导干部应当把恪尽职守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不能马马虎虎，不能见异思迁，不能拣轻怕重，更不能假公济私。

4、要有诚实守信的准则

领导干部应当以诚信为本，求真务实，讲求信用。《左传》记载，晋文公时，晋军围攻原这个地方。在围攻前，晋文公让军队准备了三天的粮食，并宣布：“如果三天攻城不下，就要退兵。”三天过去了，原的守军仍不投降，晋文公命令撤退。这时，从城里跑出来的人说：“城里的人再过一天就要投降了。”晋文公身边的人劝说道：“我们再坚持一天吧！”晋文公说：“信义，乃国家的财富，是保护百姓的法宝。得到了原而失去了信，我们以后还能向百姓承诺什么呢？我可不愿意做这种得不偿失的蠢事。”晋军退兵后，原的守军和百姓便议论纷纷道：“晋文公是这样讲究信义的人，我们凭什么不投降呢？”于是，大开城门，向晋军投降。晋文公凭着信义，不战而胜。我们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应当当老实人，做老实事，不弄虚作假；无论对待什么人，都要以诚相待，表里如一，不欺上瞒下。

5、要有宽容谦让的胸怀

林则徐有句名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是一种美德，是一种美好心性的表现，是具有宽广的胸怀和气量。对别人的缺点和短处予以包容，对别人的无礼和失态予以理解。宽容不是无原则的让步，不是对恶人横行的迁就，也不是对自私自利的纵容。宽容是以善意去宽待一些非原则性的缺点和过失，它体现出来的退让是有目的、有原则的。领导干部应当虚怀若谷，胸怀博大，学人之长，容人之短，记人之功，谅人之过。要有容人之量，能容人之短，使长短各得其所；能容人之长，甘为人梯，举荐更多栋梁之材；能容人之隙，以德报怨，厚施薄望，吸引众多优秀人才；能容人之仇，用宽阔的胸怀，远大的眼光，高尚的品质感召人。

6、要有平易近人的态度

古人云：“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领导干部是人民群众的代表，应当注意亲民爱民，与民为善，态度谦逊，待人和气，平易近人，团结同志。胡锦涛总书记身居高位，待人谦逊，亲民爱民，平易近人。去年秋天，黄河漫滩，使山东东明和河南滩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胡锦涛总书记亲临灾区，走村入户，嘘寒问暖，揭锅盖，摸被褥，看粮袋，情景十分感人。温家宝总理也是一样。十一届人大会议前，他亲自同北京的哥于凯聊出租车司机每月要缴纳的“份钱”、油价补贴等情况；请山西省临猗县北景乡石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占胜到自己办公室作客，征求对政府工作的意见，听取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建议。

十、严于律己的自制力

自制力是领导干部政治上是否成熟的重要特点。所谓自制力，就是领导干部为官谨慎，自我约束，改造自我的能力。英国大文豪肖伯纳曾经说过：“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都隐藏着一匹脱缰的野马，如果你不去紧勒缰绳，时刻都会有大祸降临。”因此，增强自制能力，是领导干部不断完善自我的有效途径。领导干部应当努力加强自身修养，严于律己，防微杜渐，做一个高尚的人。怎样增强自己的自制力呢？

1、不为虚荣所累

居里夫人把荣誉当玩具。她一生曾得过19枚奖章、世界各国头衔107个。但她从不炫耀自己，有人帮她把奖章挂在客厅里被当即制止。一位朋友应邀去她家作客，看见她小女儿拿着一枚英国皇家学会的金质奖章在玩耍，大吃一惊。居里夫人说，荣誉就是玩具，只能玩玩而己，绝不能永远守着它，否则将一事无成。我们有些领导同志，个人名誉思想严重，什么头衔都要，什么荣誉都争，什么抛头露面的机会都不放过。这是十分危险的。

2、不为贪欲所害

弗洛伊德长期研究人的心理结构，他认为人的心理结构由三部分组成：“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就是人的本能欲望，心里常常充满着欲望和强烈的冲动，一味地寻找满足和欢乐，如向往权力、贪图钱财、迷恋女色等。“自我”代表着理性和常识，它按照现实世界的实际情况行事，主要是控制和压抑“本我”的无理要求。如果“本我”是一匹野马，那么“自我”就是这匹野马的骑手。“超我”就是人心中高尚的道德意识，是人们常常所谈的“良知”、“信念”一类的东西，它代表心中存在的理想因素。在人的心理结构中，“自我”和“超我”常常联合起来同“本我”作斗争，不让“本我”那些无理的欲望得以满足，这就叫“自胜者强。”唐太宗时的宰相陆贽是一位节制私欲、为官清廉的好官。他对上不贿，对下不贪。据说，德宗曾对他下过一道密旨：一概拒绝馈赠，恐怕办事不方便。重礼不可收，但像马鞭、鞋靴之类的薄礼，收亦无妨。可陆贽却严肃地说，收薄礼也是受贿，贿道一开，辗转滋甚，鞋靴不足，必及衣裘，车舆不足，必及金璧，涓流不止，溪壑成灾。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欲望和追求，但是，领导干部必须懂得节制，有效地控制自己的行为。领导干部如果放纵私欲，任其贪婪，就会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最终走向反面。

3、不为惰性所困

人是有惰性的，要想进步，必须努力抑制惰性。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每天早起，怕睡过头，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圆木枕头，稍微一转动，头就落在木床上，人就惊醒起来。司马光把这个枕头叫“警枕”，意在鞭策自己，不可松懈懒惰。齐白石的成功就在于对自己讲信用，始终固守着一个对自己的承诺。他规定自己，每天作一幅画，从不间断。85岁那年，有一天连画了四张条幅，已经很累了，又画了一张后，写了这样的话：“昨天大风雨，心绪不宁，不曾作画，今朝制此补之，不教一日闲过也。”正是这种雷打不动的行为准则，有效地遏制了人的惰性，造就了他炉火纯青的画艺。著名作家老舍说，“我有一个长处，就是一个字：勤。勤看，勤想，勤写。有了这个勤字，就能细水长流。我没有一天不写，我给自己定了条宪法，每天不得少于五百字。”惰性是人生一种本能的反映，领导干部应当不断地同自己的惰性作斗争。

4、不为世俗所扰

理论界提出了一个“青蛙原理”。如果把一只青蛙扔到开水里，青蛙马上就会跳出来。但是，如果把一只青蛙放入凉水中逐渐加热，青蛙就会不知不觉地失去跳跃的能力，直到死去。这个原理告诉我们，世俗就像一盆逐渐加热的温水，时间长了，它可以消磨人的斗志，淡化人的进取精神。据说，从前有个地方发现了一种魔水，人吃了就疯疯癫癫，手舞足蹈，失去正常。有五个人同去看热闹，其中有四个人好奇地跟着喝了魔水，都疯疯癫癫起来。只有那一个没有喝魔水的人精神仍然正常。但这四个人硬说那个没有喝魔水的人精神不正常。那个人迫于压力只好也跟着喝了，结果也疯疯癫癫起来。后来，这四个先喝了魔水的人每人端着一碗水跑来跟那个后喝魔水的人祝贺，祝贺他终于恢复了正常。这显然是个笑话，但寓意是十分深刻的。因此，领导干部应当努力超越世俗，把握自我，入乡不随俗，同流不合污，始终保持自己人格的相对独立性。

5、不为嗜好所误

毛泽东嗜烟如命，但在重庆谈判时，先后十多次与蒋介石见面，竟一支烟也不吸。蒋介石就此大发感慨：“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据说他嗜烟如命，每天要抽一听（50支）烟，但他知道我不吸烟，竟一支不吸。”蒋介石深知自制力的重要，他没有赞扬毛泽东的聪明才智、悬河口才、勇气胆识，却情不自禁地叹服毛泽东的自制力强。领导干部应当努力培养自己的克制力，坚持与不良嗜好作坚决斗争。

6、不为意气所动

领导干部每遇大事，应当沉着冷静，不能情绪急躁，意气用事。汉高祖刘邦有一个这样的故事。韩信夺得齐地后，有一次派人见刘邦，请求封自己做假王。刘邦一急，大怒骂道：“我被项羽围困，日夜望你来救援，你却不来，原来想自己为王。”谋士张良、陈平知道这时候不该得罪韩信，暗中踢了刘邦一脚，刘邦顿悟，马上克制住自己的急躁情绪，变怒为笑，改口说，“大丈夫立功做真王就是了，做假的干什么？”即派张良去封韩信为齐王。由于刘邦改变了对韩信的态度，使韩信一心为汉室效忠。所以，领导干部应当善于自我调节情绪，学会控制自己，谨防一时冲动，意气用事。即使遭受再大的委屈，也不能因为个人情绪影响正常工作。

（2007年6月26日）

关于“民本岳阳”的理论思考

2004年7月，岳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建设“民本岳阳”的执政和发展理念。两年多的实践表明，“民本岳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岳阳的具体体现，是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在岳阳的生动实践。它对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团结力量、促进发展，为实现岳阳经济社会的和谐崛起，已经发挥并将继续发挥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民本岳阳”的基本内涵

“民本岳阳”是岳阳市委、市政府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组织和带领全市人民加快发展、富民强市的执政理念和发展方略。“民本岳阳”内容十分丰富，它主要包括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发展路径等方面。

1、从“民本岳阳”的发展理念来看，它是一个科学的执政和建设的发展理念

“民本岳阳”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它所回答和解决的是岳阳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动力和主体是什么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民本岳阳”坚持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为指导，继承和发展了“先忧后乐，团结求索”的岳阳精神，紧密联系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岳阳的发展实际，较好地回答和解决了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第一，“民本岳阳”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其核心价值追求是“百姓的利益高于一切，万事民为先”。就是在岳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必须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我们的最高价值追求，坚持人为本，民为先，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第二，“民本岳阳”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其基本内涵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让岳阳人民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第三，“民本岳阳”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其本质要求是把中央精神同岳阳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尊重民意、集中民智、维护民利、改善民生、激活民力、促进民富，实现岳阳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以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530万岳阳人民的根本利益。

2、从“民本岳阳”的发展目标来看，它是岳阳今后长远发展的宏伟蓝图

“民本岳阳”作为一种发展目标，它所要回答和解决的是岳阳经济社会如何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民本岳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广泛深入分析岳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六大强市目标。这六大目标是：一是“产业兴旺”，就是要坚持产业兴市，努力加快产业发展，把工业做大，把农业做富，把三产做旺，扩大产业规模，提升产业水平，提高产业效益，以产业的发展增强岳阳的经济总量和综合实力。二是“城乡秀美”，就是要突出湖乡特色，完善城乡基础设施，保护城乡生态，改善城乡人居环境，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条件，建设“生态岳阳”。三是“文化繁荣”，就是要充分挖掘岳阳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岳阳文化优势，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高度重视发展科技、教育事业，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教、科、文、卫、体同步发展，建设文化大市和科教强市。四是“民生殷实”，就是要通过加快经济发展，积极改善民生，使人民过上殷实的小康生活。五是“社会和谐”，就是要实现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六是“走势强劲”，就是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既求得一个时期的较快发展，又始终保持一种良好的发展态势；既实现一个时期的发展目标，又为今后的发展积蓄后劲，从而使人们对岳阳的未来充满信心，满怀激情地去为之更加努力地奋斗。这六大强市目标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内容，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是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统一，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统一，是当前发展与长远持续发展的统一。

3、从“民本岳阳”的发展路径来看，它是一项系统的战略工程

“民本岳阳”作为一种发展路径，它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是岳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战略步骤是什么等问题。“民本岳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根据岳阳的现实，探索了一条符合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发展路径，即“民本岳阳”九项工程。这九项工程是：一是以“务实岳阳”为主题的干部作风建设工程和以“诚信岳阳”为主题的经济环境优化工程，是推动岳阳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二是以“活力岳阳”为主题的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农业建设工程、以“置业岳阳”为主题的扩大招商引资工程、以“民营岳阳”为主题的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工程、以“热游岳阳”为主题的旅游开发工程和以“生态岳阳”为主题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程，是拉动岳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性工程；三是以“平安岳阳”为主题的和谐社会构建工程、以“文明岳阳”为主题的精神文明建设工程，是实现岳阳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性工程。这九项工程涉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等各个方面，抓住了岳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和薄弱环节，具有很强的整体性、战略性、针对性和操作性，是对历届市委、市政府坚持为民办实事的工作思路的进一步坚持和完善。

二、“民本岳阳”的主要特征

“民本岳阳”是从全局出发，把岳阳经济社会发展放到国际国内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考察而提出来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密结合了岳阳的实际，顺应了时代潮流的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1、“民本岳阳”体现了中央精神和地方实际的统一

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方针、政策，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强调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为民谋利作为党的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立足点、出发点和根本点；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五种能力”；强调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不断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和谐发展。这些都是指导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指导思想。“民本岳阳”把中央的一系列重要精神运用于岳阳的发展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把中央精神转化成了岳阳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执政理念，转化成了岳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转化成了岳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转化成了岳阳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方式，转化成了岳阳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体现了中央精神和地方实际的统一。它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具体化、地方化，是一级党委政府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政策的坚持和贯彻。既贯彻了中央和省委的精神，又切合了岳阳的实际，突出了岳阳特色，上承党性，下合民意。

2、“民本岳阳”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民本岳阳”这一特征反映在两个层面上。一是民本理念与岳阳发展。民本理念是一个大的理论问题，岳阳发展是一个实践问题。民本思想一直是中国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探讨的重大理论问题，成为影响深远的为政之道。中国古代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的思想。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我们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既是中国“民本”思想的继承，也是新的突破和升华。如何在实践中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课题。“民本岳阳”把中国“民本”传统的精神和当代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与岳阳发展实际结合起来，把实现岳阳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市委、市政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二是“民本岳阳”与九项工程。“民本岳阳”是理论，九项工程是实际。“民本岳阳”立足于为民办实事，是岳阳市委、市政府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廉政勤政的执政理论；“民本岳阳”立足于岳阳发展，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岳阳经济社会和谐崛起的发展理论。九项工程是“民本岳阳”的理论载体和实现手段，属于实践层面，它从经济环境的优化、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农业建设工程、招商引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九个具体实际方面来实现“民本岳阳”的发展目标和执政目的。

有人提出，“民本岳阳”同“九项工程”是一个什么关系？我认为，“民本岳阳”与“九项工程”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它们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主要表现在：一是“民本岳阳”是一种发展理念和总体战略构思，而“九项工程”是具体的工作布局。二是“民本岳阳”是带有长远性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而“九项工程”是一定阶段的战略措施。三是“民本岳阳”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九项工程”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调整变化。我们必须把“民本岳阳”同“九项工程”统一起来考虑，如果只讲“民本岳阳”不讲“九项工程，”就等于把“民本岳阳”束之高阁；如果把“民本岳阳”同“九项工程”混为一谈，就等于降低了“民本岳阳”的理论指导地位。

3、“民本岳阳”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

岳阳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传统，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先忧后乐，团结求索”的伟大岳阳精神。岳阳精神源远流长，是岳阳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岳阳精神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延续了两千多年，它的实质就是民本思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等都闪烁着民本思想的熠熠光辉。“民本岳阳”是对岳阳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它汲取了“先忧后乐，团结求索”传统岳阳精神的精华，超越和升华了岳阳精神。它是对岳阳传统文化精华的历史传承，同时又是满足群众愿望的现实回应，是实现岳阳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民本岳阳”在本质上和内涵上丰富了岳阳精神，这就是以岳阳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一心一意为岳阳的老百姓谋利益。“民本岳阳”在政治主体上提升了岳阳精神，这就是明确提出了岳阳发展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发展岳阳必须依靠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民本岳阳”在实践宗旨上发展了岳阳精神，这就是旨在推动岳阳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4、“民本岳阳”体现了全面与重点的统一

“民本岳阳”既对岳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进行了整体构思，又突出了工作重点。一方面，“民本岳阳”作为发展理论，涉及到岳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反映了“民本岳阳”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另一方面，“民本岳阳”把强力推进九项工程作为工作的重点，强调针对当前岳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有重点地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步步为营，扎实推进。

有人提出，“民本岳阳”九项工程是不是重点不突出？我认为，一是九项工程是一种发展的战略构思，它把岳阳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一个大系统来考察，是带有全局性的工作布局，而不是某一项具体的工作。二是九项工程具有很强的层次性和重点性。九项工程分为基础工程、主体工程和保障工程三个层次，每项工程中又有自己的工作重点。重轻有度，主次分明。三是九项工程明确了岳阳发展的重点，即现代工业、现代航运物流业、现代旅游业和现代农业。这些重点抓住了岳阳的最大比较优势、最能够体现岳阳特色、最能牵动岳阳全局的关键。四是九项工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如针对岳阳干部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务实岳阳”为主题的干部队伍作风建设工程；针对岳阳投资环境比较差的问题，提出了“诚信岳阳”为主题的经济环境优化工程；针对岳阳民营经济发展不够快的问题，提出了“民营岳阳”为主题的加快非公有经济发展工程，等等。因此，九项工程不是重点不突出，而是具有很强的重点性。

三、“民本岳阳”的实践意义

“民本岳阳”既是一种理念，一种追求，也是一种形象，一种品牌。它是岳阳市委、市政府对人民群众作出的一种庄严承诺，是我们执政的一种价值取向，是我们必须履行的一种神圣职责，也是我们作决策、办事情的最高准则。

1、“民本岳阳”是一种执政理念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区别之所在，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党执政实践和探索的结晶，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和权力观，最生动地反映了党的执政目的和执政理念。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本质就在于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民本岳阳”正是党的这一执政理念在岳阳的具体表现，是历届市委、市政府一贯倡导的为民办实事的沿续和理论升华。它告诉人们，必须始终以民生为执政的价值取向和追求目标，以实现人民利益最大化为衡量标准。

2、“民本岳阳”是一种战略构思

古人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岳阳实际，对岳阳经济社会发展从整体上、战略上进行谋划。“民本岳阳”正是基于这一要求，坚持用与时俱进的眼光来审视，用冷静的态度来分析，用理性的思维来决策，通过综合分析岳阳的实际，全面把握岳阳已有的优势，深刻反思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三至五年岳阳的产业、城市、文化、民生、社会、发展态势等方面确立了岳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提出了产业兴旺、城乡秀美、文化繁荣、民生殷实、社会和谐、走势强劲的战略构想和实施“民本岳阳”九项工程的战略举措，它将对岳阳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而持续的推动作用。

3、“民本岳阳”是一种形象塑造

岳阳曾因岳阳楼而名闻天下，《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文化已为世人所敬仰。岳阳历史上曾经涌现过一批思想精英，屈原上下求索，“哀民生之多艰；”范公先忧后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方尚书“崇尚节俭，深恤民艰；”任弼时负重奋进，甘做“人民的骆驼”。但这些都只是一种历史形象。那么，怎样在继承岳阳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再次塑造出为世人所称颂的当代岳阳形象呢？“民本岳阳”作了最好的回答。“民本岳阳”注重岳阳整体形象的打造，提出要塑造岳阳百姓利益高于一切、万事民为先的形象；塑造岳阳人民安居乐业、奋发进取的形象；塑造岳阳干部求真务实、勤政廉政的形象。随着“民本岳阳”这一形象的成功塑造，必将使岳阳在全国乃至世界再一次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成为岳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名片。”

4、“民本岳阳”是一种发展方式

发展方式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已经把发展方式从单纯追求物的发展转向了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综合了“人的发展第一”和“基本需求战略”等观点，提出“整体的、综合的”的发展理念，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提出发展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求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满足人的基本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对中国现代化发展作出的科学回答。“民本岳阳”把为民办实事，满足岳阳人的需求作为发展的核心，把老百姓的利益摆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这完全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岳阳的具体体现。

有人提出，为什么提“民本岳阳，”而不提“人本岳阳？”我认为，一是“民本岳阳”是依据中央“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作为一个执政的纲领提出来的，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它能体现党的根本宗旨，而以人为本是作为一种社会发展观提出来的，具有较强的社会性。二是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民本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以人为本的“人”，是指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以人为本的“本”，是指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三是作为执政党来说，坚持以人为本，核心是要以民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四是从哲学意义上来讲，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阶段，是人类社会发展追求的理想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民为本、“民本岳阳”是迈向以人为本、“人本岳阳”的重要阶段。因此，“民本岳阳”的提法更符合岳阳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更具有现实性。

5、“民本岳阳”是一种工作作风

“民本岳阳”不仅是执政理念、战略构思、形象塑造、发展方式，还可以从工作作风方面来理解。“民本岳阳”是一种勤政为民的作风，强调在其位，必须谋其政，务实清廉，勤政高效，想事、干事、成事。“民本岳阳”是一种公道正派的作风，强调要依法行政，按规运作，民主集中，公开透明，接受监督。“民本岳阳”是一种务实求真的作风，强调干任何事情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务求实效，来不得半点虚假，来不得半点浮夸，来不得半点数字游戏，来不得半点形式主义。一定要谋求经得起时间、实践和群众检验的政绩，谋求真金白银、吹糠见米的财政，谋求实实在在、又好又快的发展。“民本岳阳”也是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强调要吃透两头，一头要吃透理论，一头要吃透实情，善于用理论指导实际。

（2006年8月6日）

国外官商关系畸变的启示

官商关系畸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其深厚根源在于体制。如何防范和遏制这个问题，目前许多国家有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真研究国外官商关系畸变问题，对于我们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有效规范行政权力，预防和惩治腐败，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国外官商关系畸变的主要表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官员和商人分别是行政行为和经济行为的主体。完备的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要求，最终都要落实为对官商关系的规范。环顾世界实行市场经济的各国，可以发现官商关系的两种不同类型，与此相应的是社会治理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也具有明显的差异。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官员和商人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官员行政的范围和手段受到法律的严格规范，致力于经济调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以维护公平正义为己任；商人奔忙于各种经济事务，在公开、公正、公平的规则下，追求自己的价值目标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法治、廉洁、高效的政府培育了健康的官商关系，有效地推动了经济的持续发展，维护着社会的繁荣稳定。

在另一些市场经济不够成熟的国家，官员的行为没有稳定的预期，缺乏公开、透明的规则，法规和政策不是维护经济秩序的工具，而是官员设租寻租、牟取私利的手段，由此形成了官商关系的错位。如官商一体，垄断资源，巧取豪夺；官商勾结，营私舞弊，中饱私囊。这种商界和政界不道德结合的市场经济，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它比较普遍地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容易诱发市场紊乱、政府腐败、贫富悬殊、社会不公。这种官商错位的裙带资本主义使得国家的政治形态发生畸变。主要表现为：

一是财阀政治。财阀政治是垄断资本独占性地控制国家政权和政府决策的政治经济形态，它的形成与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密切相关。

以韩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以行政手段合并企业，用国家资金扶植出了现代、三星、大宇等大型企业集团，造就了韩国经济短期内迅速崛起的“汉江奇迹”。规模巨大的韩国财阀只是“虚胖”，它的资金投入不是靠企业正常经营形成的积累，而是银行贷款。１９９７年底，韩国３０家大财团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了３７９．８％，在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下不堪一击，暴露出“泥足巨人”的本来面目。

在财阀政治中，财阀主导政府决策，争取各种特惠政策；官员出售行政特许权和财政、金融资源，向财阀索取回报。权钱交易的层次甚至可以上达政府首脑。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这些韩国前总统都不同程度地跟贿赂“有染。”现代集团的郑家在韩国号称“韩国的肯尼迪家族”，韩国警方在彻查郑梦宪案中发现，郑家向韩国高官行贿的金额累计约150亿韩元。

二是家族政治。家族政治是指一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沿着血亲、姻亲、部族关系畸形地集中起来，政治领导人以婚姻和家庭关系为纽带实现权力与资本的合流，构建官商一体的权贵富豪。

南亚诸国，经商和从政都以家族而非个人作为基本单位，普通民众对豪门望族的敬仰成为根深蒂固的家族文化，在竞选民主的催化下，造就了不绝如缕的家族政治。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和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家族，都是在各自国内声名显赫的政治家族。为了使夫贵妻荣、子承父业的家族政治保持长久的生命力，豪门与权贵政治联姻，官商合流司空见惯。如两度担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贝·布托的丈夫扎尔达里就是该国的巨富。在布托任职期间，他担任国家建设部长，对每一项公共工程都要求收取10%的回扣，被讥讽为“10%先生。”对扎尔达里贪渎的指控是导致铁蝴蝶贝·布托两次下台的重要原因。

家族政治中的国家事务蜕变为私人事务，缺乏私人关系，就享受不到法定的经济社会权利。如菲律宾因腐败丑闻下台的总统埃斯特拉达在任时曾推出雄心勃勃的“照顾穷人计划。”但是，计划中的扶贫资金控制在众议院手中，没有门路的穷人，难以获得政府的资助。家族政治创造了一种缺乏政治关系的穷人——政治穷人。

三是黑金政治。黑金政治是资本集团以金钱资助政治人物，利用黑社会暴力控制选举，以培植政治代理人的行为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形态。在实行竞争性选举的国家或地区，政治黑金是难以根绝的政治之癌。

日本的黑金政治堪称全球第一。日本黑帮和政客是一家。随着日本社会的右倾化，黑白两道之间的勾结越来越多。他们利用黑势力帮助拉票筹款，打压政敌，调解冲突，充当“地下警察”，扰乱经济秩序。近年来，日本有10多位政府官员遭到黑帮袭击。2007年4月17日，61岁的日本长崎市市长伊藤一长惨遭黑帮枪杀，凶手城尾哲弥是日本最大的黑帮“山口组”的直系组织“水心会”的头目，被捕后他供认不讳，声称自己“对政府的纠纷感到非常恼怒”，所以杀了市长。在日本一些地方，警察还利用黑社会暴力团伙来“稳定秩序”，给黑社会团体部分特权，让他们充当“地下警察”。

综上所述，国外官商关系畸变的前提是官员与商人对自身的错误定位：官员热衷于通过行政规制干预经济事务；商人醉心于与官员编织裙带关系，获得特许便利。各种层次的朋党和密友结成了覆盖社会的网络，精英人物大面积腐败，全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使市场关系极度混乱，经济发展跌入停滞的泥潭。

二、官商关系畸变在我国的影响

官商关系畸变的现象在我国也是存在的。近年来，我国一些城市的政府官员掀起了一股“经营城市”、招商引资的热潮。简言之，经营城市就是把城市的资源和延伸资源作为资产，通过市场运作，获取经济、社会、环境效益，促进城市发展。这种市政建设上的改革创新，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城市经营在主体、对象、手段和方式上的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政府官员职能的错位、行为的越位和公共服务的缺位，从而或多或少地也出现了一些官商关系的错位和政治畸变现象。

经营主体的特殊性，诱发官员职责观念的错位。经营城市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职责是管理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职能是经济调节、经济监督和公共服务。经营是一种市场行为，它以盈利为目的。经营城市的概念，容易使政府官员对自身职责的理解产生误区。例如，一些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把政府比作“有限责任公司”，把自己当作公司的总经理，这种以政府主体代替企业主体的观念，是对政府职能认识上的错位。

行政权力的软约束，造成了政府行为的越位。严格来说，城市经营的对象是公共资源和准公共资源，如城市规划、道路交通、环境保护、供水排水等。当前，我国政府行为边界过于宽泛，这样就使得“可为、不可为”的界限模糊。比如说，前些年的拆迁征地中，政府官员凭借行政权力，将一些非公共资源纳入经营范围，侵犯私人财产权，与民争利的现象时有发生。

经营过程的不透明，导致政府在公共服务上的缺位。严格来说，城市公共资源的主人是市民，官员是受托管理者，因此城市经营需要有官员、商人与市民的共同参与。但一些城市经营的活动过程不够公开，市民难以参与，失去有效监督，经营过程常常偏离公共利益。如某市领导不按城市规划办事，把防洪堤内的土地出让给开发商建住宅，由于严重危害城市居民的安全，不得不把居民已入住的楼房全部炸掉。一些政府官员以经营城市为名，违法占地，以地生财，与房地产商人结成不正当的利益共生关系，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理人，这种做法违背了行政行为公平公正的原则。

三、借鉴国外经验建立健康的官商关系

官商关系畸变最深厚的体制根源，是行政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党的十七大把加快行政体制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提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这是解决目前存在的畸形官商关系的根本办法。在这方面，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只有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才能建立健康的官商关系，从而有效地遏制腐败，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推进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权力。新加坡是全世界目前为数极少的在高度发展经济的同时，又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现象蔓延的国家。它的成功对我们最具有借鉴意义的启示，在于制约权力资源，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和异化。新加坡政府认为，对权力的关节点一定要进行控制，尽量减少公务员自行处理人、财、物等方面的权力，特别是对财政权制约相当严格。部门提出预算报财政部，由国会审议，总统有财政否决权，同时还有人事否决权和贪污调查权。审计署每年对财政使用情况进行严格审计并报告国会，确保不出现大的腐败。从我国的实际来说，当前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要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在权力的配置上，强调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形成对权力运行的内部制约。在权力运行上，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和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降低行政权力在官商交易中的含金量，逐步消解官商勾结的环境和土壤。

扩大公众参与，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二十世纪初叶的美国，州市的腐化也相当严重。州政府在行使土地审批权时，把土地批给私人修建铁路，在低税率、高票价方面给私商特惠，从中牟取私利。市政府将公用事业承包给私商，受贿赂、吃回扣。承包商通过安插官员亲友、支持竞选等方式获得丰厚利润。在席卷全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压力下，美国各州市纷纷开始以扩大民主，容纳公众参与的政治改革。州政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将各州参议员由州议会间接选举，改为选民直选。参与范围的扩大，击溃了不法商人贿赂州议会、控制联邦参议院选举的弊端。市政改革也通过市议员的直选，使政客们的施政纲领更加注重城市底层的利益，从而进一步改善了公共教育、住房、医疗卫生设施，提高了公共服务水平。我国浙江温岭的一些乡镇，以协商民主的方式，在城市建设等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建立政府协调、专家与公众参与的机制，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制化的水平，防止了公共工程中常见的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这些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我们就是要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扩大公众参与度，保障人民享有更多切实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提高反腐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增强体制内监督的实效。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有一个特点，就是保持官员的廉洁，主要是有一个拥有独立、完整的秘密调查权的国家强力部门担任反贪、防贪重任。这是新加坡廉政建设最具特色的体制和措施，也是以所谓“政党轮替”式民主和“狗仔队”式新闻监督著称的英、美、德、意、日等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的反贪、防贪体制。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廉政建设中，一定要加强纪检监察部门的建设，提高监督部门的独立性，坚决查处违法乱纪案件，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增强体制内监督的实效。同时，也要贯彻注重预防的方针，加强制度建设，形成拒腐防变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有效地防治腐败。

（2008年5月4日）

努力构建壮大县域经济的

强大动力支撑体系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湖南在中部地区崛起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借鉴国内外的成功经验，结合县域实际，激活其加快发展的动力，构建起强有力的动力支撑体系。

一、以强化思想理念为先导，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县域与城市的差距，首先是思想理念上的差距。发展县域经济要有更高境界，应打开新的视窗，把握时代的脉搏，在一个更新的水平上发展，在一个更高的境界上飞跃。

1、要强化竞争意识

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形成各经济主体之间相互竞争的态势。这种竞争不分所有制形式、民族和地域，是一种公平、公正和公开的竞争。入世以后，县域将逐渐成为市场竞争的热点地区，竞争主体已不仅是国内组织或个人，国外一些实力雄厚的企业也将或已进入县域市场展开角逐。所以，县域经济发展要有竞争、争取市场主动权的意识，通过竞争振奋精神，以积极的心态融入大开发的主战场，以提高县域经济的竞争力。

2、要强化开放意识

市场经济是开放的经济。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适应开放竞争的新形势，迎接经济一体化的新挑战。绝不能把目光局限于本县，搞“诸侯经济”，封闭起来发展，而要突破县级行政区划的约束，把自身放到所处的更大的区域经济范围去思考、去定位，以更加宽阔的视野谋划发展，思索未来。让县域经济在更大的区域内进行资源配置，以赢得市场份额，获取竞争优势。

3、要强化特色意识

县域经济具有特定的区域资源、鲜明的地方特色。从某种意义上讲，县域经济就是特色经济。因此，在大力推进县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必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你优我特”的特色之路。有特色就有吸引力，有特色就有竞争力，就能在市场竞争中争取主动，立于不败。在特色产业的定位上，应立足实际，发掘优势。一县一色，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主导产业壮大，龙头企业带动，县域经济就活了起来，地方发展就快了起来。

4、要强化创新意识

创新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源。发展县域经济贵在创新，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必须实施“强县扩权”改革，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尽快培育和发展更多的经济强县，走活县域经济发展一盘棋。在政策上对经济强县实行倾斜，在项目审批方面对经济强县给予放权。强县带动，加快发展速度，提高发展水平，逐步形成发达县率先发展、中等县跨越发展、欠发达县加快发展的格局。湖南有了一批全国经济百强县，有了一批GDP过百亿元的县，县域经济必将会大放异彩。

5、要强化协同意识

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改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等诸多领域，单靠自身现有的资源和技术力量是力不从心的。所以，发展县域经济既要有自力更生的精神，也要善于借助外力，将开发的视野放在国内外客商的广泛参与上，充分利用自身所具有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人文环境，以及国家所允许的各种优惠政策措施，坚持协同与合作的方针，以灵活的政策，大胆引进优秀人才、先进技术和急需资金，与其他地区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领域的协作，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形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机制，实现“多赢”的目的。

6、要强化科学发展意识

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指导县域经济发展，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谋求县域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既要注意防止出现经济社会发展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又要注意防止出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一时一地的发展。

二、以资本运营和增加投入为基础，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

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资本投入的不断增长。湖南目前县域经济相对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匮乏、投入不足。显然，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克服资本投入“瓶颈”。但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国家预算内资金的投入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小，尤其是对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更会不断减少。县域经济的发展单纯寄希望于国家进行巨额投资已不现实，即使国家从扶持的角度给县域多安排一些投资项目，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投资的短缺。对此，发展县域经济应采取多元化筹资战略，内引外联，增加开发资金。

1、要积极争取国家的投资政策

国家为了加快中部地区的发展，给这些地区一些优惠政策（包括资金上的倾斜）。比如：在现代农业和重要商品粮基地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教育卫生事业发展、大江大河治理，以及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等方面，中央表态要向中部地区倾斜，为中部的崛起办几件实事。我们要抓住机遇，合理利用这些政策、资金，培养一些支柱和龙头产业，并利用投资的产业拉长产业发展链条，形成产业优势。

2、要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使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加，居民储蓄存款余额2003年末已超过10万亿元，2004年投资增长的一个明显变化是个体投资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这表明，在有关政策的鼓励和引导下，民间投资出现了回升势头。民间投资的增长，对于逐步摆脱我国投资增长对国债投资的依赖，形成投资增长的良性循环，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发展县域经济应拓宽投资渠道，把社会闲散资金更多地转化为区域开发建设资金。如通过允许组建投资基金，吸收民间资金进入县域亟待发展的产业；允许民间力量创办教育机构和开发机构，促进县域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增强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在放宽民间资金进入县域经济发展领域的同时，要对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并依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提高他们的投资积极性。

3、要不失时机地扩大招商引资

湖南大多数的县，是“吃饭财政，”发展乏力，资金成了影响县域发展的重要瓶颈。解决资金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靠财政投入太少，靠原始积累太慢，靠银行贷款太难，惟有招商引资来得最快。招商引资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一条最主要、最现实、最有效的捷径，是当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资本总是向着有利可图的“洼地”流动。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创造出一个“进得来，留得住，发得了”的“洼地”，一个“产业集群、要素集聚、资源集约”的“洼地”效应。通过我们的政策优惠、热情服务；通过创新招商方式、拓展招商渠道，把客商吸引进来，把项目吸引进来，把资金吸引进来。滚滚而来的人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就会给湖南县域经济注入强劲的动力，带来无限的生机。

4、要变资源为资本

资源向资本的转变，要严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不管是土地、管理、技术、劳动力，还是资金、产权、矿产、智力，只要转变为资本，就可以激活存量，实现增量，创造新的价值。县域经济主管部门要积极探索资源向资本转化的现实途径，以广阔的土地、山水资源作资本，突出县域资源优势，大力招商引资促进发展。

三、以市场为风向标，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驱动力

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是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市场体系，适应市场的需要，满足市场的要求，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驱动力。从目前情况来看，农产品的市场销售体系不健全，贮运加工系统也不完善，产品在质量、数量及品种上不能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不能适销对路，无法实现集约化经营管理。

1、培育和完善高效运转的市场体系

市场体系是市场经济的载体、纽带和流通渠道，县域经济向市场化发展必须充分发挥交易市场的作用。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县域经济的竞争将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流通策略和市场服务方面，必要的市场条件不仅可以提高农产品交易和流通效率，也能够提高产品的声誉和效益。因此，必须培育和完善包括集贸市场、批发市场、专业市场、期货市场和零售点等在内的产品市场体系，并使不同的市场之间有机衔接，功能互补，协调联动，保障产品顺利流通。

2、加强流通组织，降低交易成本

县域经济规模小、实力弱，自己的销售组织小，无力组织产品的大流通；同时信息闭塞，不能全面了解市场，甚至在一些专业生产区域内也没有发育成自己的经销队伍和网络，而是依靠外在力量从事经销，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差。县域经济的主管部门应充分发挥管理功能，优化市场管理机制，及时提供商品信息，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扶持一些当地龙头销售企业和个人，降低县域产品的交易成本。

3、要叫响品牌，打造名牌产品

县域经济在生产方面已经在努力地适应市场的需要，但在产品营销方面还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差甚远。就营销而言，要加大广告宣传的力度和广度，一方面要学会利用现有宣传媒介去推销自己的产品；另一方面，个体规模小的，可以联合起来利用传媒作宣传。在利用外界信息方面，县域应组织专门力量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如果不改变过来凭感觉生产，凭运气交易的传统营销模式，终究会被市场淘汰。在树立商品形象方面，县域经济的各类产品都要注重利用商标保护产品，加强售后管理，塑造良好形象。发达国家的产品上市，都要进行严格的分级、初包装、包装与处理。这样做，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不同需要，还可以延长商品藏储时间、有利运输。这些产品有自己统一的品牌，长期在市场上销售，就是培养消费者的“品牌”认同，就有了稳定的消费市场。而湖南省目前的产品销售，还存在一些不足，以鲜肉销售为例，一张案板一把刀的模式，不仅没有保鲜、灭菌等措施，而且时间稍长就连色、香、味都没有保证，最重要的还在于连起码的卫生条件也难以具备。

四、以改革为路径，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在全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一个区域的市场化程度越高，其竞争力也就越强，同时与其他区域进行经济交往的体制和政策性障碍也就越少。因此，加快区域经济市场化改革，不仅有利于本区域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协调。当前，县域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不能仅仅局限于对企业的改革，还必须对地方政府本身的经济职能、行政职能乃至机构设置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

1、要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

县域具有规模和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较少。县域地区应促进企业通过体制和机制创新增强生机与活力，同时要为企业发展创造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外部环境。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进一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规范股份制改革，使产权重组更加有效，法人治理结构更加合理，企业管理更加科学规范。

2、大力推进要素市场改革

要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生产要素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建设统一的大市场作为最重要的任务，充分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加大要素市场的对外开放力度。

3、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差距，从经济成份来讲，主要表现为民营经济的差距。民营经济激活了要素市场，使县域经济异常活跃，哪个地方的民营经济发展快，哪个地方的经济就发达起来。民营经济应当成为县域经济的主体。“江浙经济现象”就是例证。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摒弃计划经济的旧观念，走出“发展县域经济就是办县属企业、乡镇企业，就是搞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误区，大张旗鼓地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消除一切制约民营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废止一切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歧视政策。放宽民企准入领域，支持民企参与国有、集体企业改制，给民企以同等“国民待遇”，使县域成为民营经济生长的沃土，放胆进入，放手发展。

4、继续转变政府职能

当前，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政府在职能转变上未能真正取得突破性进展。过多的管理环节、审批手续和对经济活动的非正常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对县域经济发展形成了行政管理性障碍。因此，县域政府管理体制要朝着“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方向改革。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把政府职能确实转变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来，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真正交给企业。要按照精简统一、提高效能的原则，调整组织结构，减少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同时抓紧建立健全基层行业中介组织，充分发挥其作用，降低管理成本。要统一税费政策，对国内外各类企业采取一视同仁的“国民待遇”和非歧视政策，为企业创造公平的发展环境。要彻底清理计划经济特征鲜明的行政审批制度，调整政府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划分部门之间的职能分工，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弊端，使县域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五、以科技为支撑，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原动力

科技进步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和重要保证。县域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没有科学技术的支撑和推动是不可想象的。当前，湖南县域地区的经济竞争力之所以不够强，关键是科技研究与开发的能力比较低。所以，发展县域经济必须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形成推动科技进步的有效机制。

1、全面提高人口综合素质

科技进步在人才，人才培育靠教育。发展县域经济必须靠振兴教育事业，通过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尽快培养和造就一批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提高人口的综合素质，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持，使县域经济发展建立在依靠科技进步和高素质劳动者的基础之上。

2、多渠道增加科技投入

推动县域科技进步，既要争取中央和地方投资，也要激活其他方面投资的积极性。在当前情况下，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筹集一部分资金作为企业技术改造贴息，带动银行贷款，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无疑是一项重大措施。但从长远看，必须形成技术进步的市场化投资机制，使科技投入多元化，筹集更多的资金，为县域地区的科技进步提供资金保障。

3、加大技术改造的力度

据有关部门对我国15个工业行业的调查，关键技术的掌握和应用以及大中型企业普遍的技术水平，比国际先进水平落后5—10年，有的行业甚至落后20—30年。县域地区的企业在此方面就更为落后，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的任务十分繁重。因此，县域地区应积极引进先进的科技成果，及时对传统的、落后的企业进行技术改造。通过技术改造，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更快发展。

4、着力培育高新技术产业

县域地区应充分利用大中城市的科技辐射，以工业开发园区为依托，积极培育具有县域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以此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腾飞。

5、优化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

国家和地方政府要制定一系列鼓励和支持县域进行科技创新的法律和法规，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同时政府要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支持和鼓励县域企业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如利用税收优惠支持县域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通过设立政府投资基金，扶持县域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通过财政补贴和贴息贷款，降低县域企业技术创新的投入成本和创新的“门槛”等。

总之，构建强有力的动力支撑体系是县域经济发展活的灵魂。只要我们把发展县域经济作为中部崛起的突破口来抓，增强紧迫感，构建优势点，提升加速档，加大推动力，就一定能把湖南的县域经济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2004年9月8日）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

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依据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新农村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发展农村经济。而农村经济是县域经济的主体。因此，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对于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必由之路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建设新农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离不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这已被世界发达国家和我国发达地区的实践所证明。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是外因。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是内因，即建设新农村，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依靠农村经济或县域经济自身的发展壮大，这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仍处于发展中的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来说更是如此。

1、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并不是“削城济乡”、“削工济农”，放慢城市和工业发展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这是党中央顺应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总结世界发达国家工业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实际提出的加速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提出这一方针的直接依据是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发展，人均GDP已突破1000美元，整体经济实力进入工业化中期。表明城市有能力支援农村、工业有实力反哺农业，标志我国进入城乡二元经济逐渐走向融合、城乡实现协调发展的阶段。但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并不是“削城济乡”、“削工济农”，放慢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它的经济学含义应当是：通过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步伐，一方面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以吸纳日益增多的、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农民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同时为农村提供更多物美价廉的农业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以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和农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为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使政府有更多的财力用于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为农民建立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民享有和城市居民相当的社会福利待遇。时下盛行的在“以城市之力帮村、以工业之力扶农”口号下采取企事业单位和党政各部门直接出钱捐物“削城济乡”、“削工济农”的做法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这们做，短期内可以有效果，从长远看，将会影响整个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

2、在农村发展明显落后于城市的现阶段，城乡协调发展的重点应放在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上

城乡之间的差距是随着城市的产生而产生的，在工业化中期前呈逐渐扩大的趋势，之后逐渐缩小，最终走向消亡，实现城乡一体，这是一个规律。工业化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仍居主导地位，城市和工业的发展主要靠农业积累支撑。进入工业化中期，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加快，城市和工业开始主导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和工业积累除满足自身的发展外，城市有能力支持农村、工业有实力反哺农业，从而使农村和农业加快发展，城乡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最终走向消亡。这一过程是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下逐渐完成的。“看不见的手”通过价格机制将利益更多地让渡于农村和农业；“看得见的手”通过财政杠杆将财力更多地向农村和农业倾斜。不论是“看不见的手”还是“看得见的手”，调节的目的都是为了通过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在城乡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城市和工业的发展。因此，在农村明显落后于城市的现阶段，城乡协调发展的工作重点应放在加快县域经济的发展上，通过发展县域经济为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市场，进而使城市和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

3、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必由之路

目前，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大国，尽管到2005年我国生产总值中一产业的比重已经降到12.5%，但是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7%，农民仍然是大多数。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31.02%，农民的收入水平仍然偏低。这就表明城乡发展不协调，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农村，县域经济的发展明显滞后。要改变这种状况，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放慢城市和工业的发展速度，以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另一条是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速度，以实现城乡均衡发展。走第一条路既不符合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无成功的例证。这就只有第二条路可走，只有通过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这已被实现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以及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实践所证明。如韩国从1970年开始，在全国实施以大规模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发展农村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新农村运动”。到1993年，农村居民收入达到了城市居民的95.5%。不到30年时间，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其经济发展被誉为“汉江奇迹”。2004年底我们到江浙考察，绍兴等地就已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他们走的就是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以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道路。

二、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创造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

目前，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面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人难转出去，钱难融进来。”如何从根本上破解这个难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我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

1、在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上实现重点突破

破解“人难转出去”的问题，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发展高效益农业，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就要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坚持用现代管理理念指导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发展农业，用先进的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农业，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第一，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的种养业。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没有规模就难有农业经济效益。加入世贸组织后，没有标准农产品就难以进入市场。因此，发展规模化、标准化的种养业显得尤为迫切。就规模化而言，在家庭经营条件下，一方面可以发展大户经营，扩大家庭经营规模。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产业布局，调整结构，建设基地，促进种养业向规模化方向发展。就标准化而言，要按照“统一、简化、选优”的原则，通过制定标准和实施标准，把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纳入标准生产和标准管理的轨道。第二，发展工厂化、园区化的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加工既属于工业范畴，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主要环节。发展工厂化、园区化的加工业，是壮大县域工业经济，促进传统农业县向新型工业县转变的战略性举措。各县（市、区）的工业园应以农产品加工为主，既可以按产业链组建单一型农产品加工工业园，也可以将关联度高的产业链组建成综合型农产品加工工业园。园区建设应坚持突出特色、规模适度、效益优先、稳步发展。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辐射、示范、带动作用，以推动工厂化、园区化加工业的顺利发展。第三，发展专业化、社会化的农业生产服务业。专业化、社会化的农业服务业既属于现代服务业的范畴，也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业，有利于提升县域产业结构，促进农业大县向经济强县转变。一是创建高水平龙头企业；二是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三是培育农民经纪人等中介组织；四是引导多种经济成份参与农业服务。

2、在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上实现重点突破

破解“人难转出去”的问题，面临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要提高农民素质，使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农民具备到非农产业就业的本领。这就要求建立完善的培训机制，强化对剩余劳动力和已就业人员的文化与专业技能培训。一是县劳动、教育主管部门要整合劳动就业培训中心和各类职业学校资源，不能各办各的学、各设各的专业、各谋各的利益。要统筹规划，采取县外对口培训与县内企业用工培训相结合，两年制长训与三个月、半年和一年制短训相结合，工厂与学校培训相结合的方式，办好职业培训学校。二是职业培训机构要创新办学思路。要分别采取课堂教授、现场指导、工厂实习、能人示范等多种培训形式，重点抓好务工人员的专业技能和职业道德、劳动纪律培训教育。特别是根据市场用工需求，实行“厂校结合”的培训办法，发展订单式定向培训。必要时还应该加强与省、市培训机构的联系，有针对性开办一些市场上紧缺的技术培训班，如钳工、锅炉工、电镀工和焊工等。三是要加大经费投入，建立健全保障机制。财政要不断增加劳动力培训的经费预算，逐步实现免费培训。劳动部门也要千方百计筹措资金，确保劳动力培训工作持续深入开展。

3、在发展非农产业上实现重点突破

破解“人难转出去”的问题，面临的还一个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非农产业，为具备了条件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提供就业岗位。这就要求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为非农产业发展提供基本条件。第一，明确建设方向。城镇化建设要以区位为导向，以县城和建制镇为基础，加快发展大中城市周边卫星城镇，加快发展重要交通通道沿线城镇，加快发展有条件的各类特色小镇，逐步形成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重点、村镇为基础的城镇体系。第二，突出建设重点。城镇化建设要围绕大中城市，加快县城和中心镇产业承接和配套，坚持城镇建设、市场建设、工业园区建设相结合，引导、鼓励各类企业向县城、重点中心镇和工业园区集中。围绕人居环境，引导社区向休闲、度假型等生活类城镇发展，完善城镇社会化服务功能。围绕人口转移，加快城镇水、电、路、信息、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农村人口向城镇有序流动和集聚。围绕提高城镇品位，突出城镇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展。第三，坚持规划先行。城镇化建设要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搞好规划，杜绝“形象工程”。

4、在吸纳各方资本投资于农村上实现重点突破

破解“钱难融进来”的问题，主要任务就是要营造吸纳各方资本进入农村的投资环境，让民营经济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第一，营造积极向上的舆论环境。对为国富民强贡献力量的民营经济人士要充分肯定，对其创业精神要积极鼓励，对其合法收入要坚持保护，对其优秀份子要大力表彰，形成全社会关心、支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让民营企业在社会上有地位、政治上有荣誉、利益上有保证的良好氛围。第二，营造健全适宜的法制环境。一方面要完善民营经济在主体、产权、交易、税收、融资、投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消除体制性障碍，使民营企业享有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同等待遇。另一方面要通过依法监督管理，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合法经营，防止侵害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为他们提供各类服务，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帮助民营企业建立健全劳动保护制度，保护员工的身体健康，依法建立工会组织，推进民主管理。第三，营造优质高效的政务环境。政府要完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构建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服务型政府。第四，营造诚信至上的信用环境。建设全社会共享信用数据库网络，建立民营企业的信用档案，将其与银行贷款、信用状况、偿还能力等进行规范记录，实行信用评级管理。

（2006年11月20日）

全面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全面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步伐，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不是偶然的决定

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是有规律的。一般说来，在工业化发展初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为了加快工业化发展，从根本上改善生产条件，提高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需要靠农业积累来支援工业的发展。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主导时，国家又必须反过来加强对农业的扶持和保护，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政策转变，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欧盟、日本、韩国等许多发达国家都是通过这条道路走过来的。我国建国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为了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我们实行了农业支援工业，政策向工业倾斜，从而为工业化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据统计，在工业化初期，通过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了近万亿元的原始积累；改革开放以来，在低成本的征收补偿和高价位的土地批租中，又为工业化、城市化转出了近两万亿元的土地增殖效益。这种状况，一方面，加快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增强了我国综合国力。2003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许多东部沿海省市已经超过3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另一方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税费改革等重大调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因而工农业发展失调、城乡发展失衡的局面没有扭转，城乡差距悬殊依然很大。面对这种情况，如果不采取工业反哺农业，那么农村经济就会出现萎缩，贫富悬殊和城乡地区之间的差距就会继续扩大，整个社会的矛盾就有可能加剧，甚至还可能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可见，我国现阶段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特别重要的是，从综合实力上来说，我国目前也已经具备了这种能力。根据上述情况，党中央适时作出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决策，这不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也是完全相适应的，它决不是某个领导人主观臆造的偶然决定。我们必须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具有时代意义的全新事业，而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

有的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讲了几十年，又不是什么新东西，还不是历史的重复。的确，“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概念，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就提出过，我国制定国民经济“二五、”“三五”计划时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至少在1982、1983、1984年的三个中央1号文件，1987年中央5号文件和1991年中央1号文件中都有基本相同的提法。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但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不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一项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全新事业。主要表现在：一是新的时代背景。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后提出的课题。它与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正式提出的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统筹城乡发展的指导思想，以及随后连续重申的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的说法一以贯之，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二是新的发展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标更全面，涵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个方面。“十一五”规划《建议》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个字描绘出了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蓝图。三是新的发展理念。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着力于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这是“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战略任务，是一个崭新的理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要求。四是新的发展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加完整的发展思路。比如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以实现农民利益的最大化为根本出发点，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心，以全面进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以城乡统筹协调发展为基本要求，以农民为主体，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为动力。所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尽管与以前是同一提法，但它比过去的提法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全面的、更高的要求。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党的工作大局，而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情

有的同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农业部门的事情，这种认识是不对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要历史任务，是全党、全民、全社会的大事。一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关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妥善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推动广大农村逐步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二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重点难点也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任务。三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关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目标。只有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较快发展。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基本任务，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只有把农村建设好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建立起来。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不是某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全党的事情、全国人民的事情，全社会都要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而不是某一项具体的工作

有的同志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非就是要多盖几栋楼房、修几条马路、打几口水井等等。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是要求实现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涵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一定要全面把握，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协调发展，切忌简单化、片面化。二是要求实现农村、农业、农民的全面提升。农村、农业、农民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三农”问题始终是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要按照“提升农业，改造农村，减少农民”的思路，依靠工业化致富农民，依靠城镇化带动农村，依靠产业化提升农业。三是要求实现农民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全面改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既要求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要求生活质量的全面提升。要求以新农民、新社区、新组织、新设施、新管理、新风貌、新环境为标志，逐步将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设施完善、管理民主、环境优美、生活幸福、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四是要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对农村来说，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使广大农民的身心、精神、才能、个性逐步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所以，我们必须从宏观上、整体上系统理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丰富内容，不能简单化、片面化、庸俗化，更不能搞形而上学。

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以农民为主体，而不是由政府包揽一切

目前，在一些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上头热，下头冷，似乎新农村建设就是政府的事。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就决定了广大农民群众始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民是直接受益者，他们对新农村建设最关心；农民长期生活在农村，他们对新农村建设最熟悉。特别是我国目前还处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的初始阶段，政府的财政投入还不大，而且从功能上看，主要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而私人产品还得靠农民自己投入。即使公共产品领域，在现有条件下，也得把政府投入为主同社会资金筹措、农民自愿投工结合起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但这种领导主要是引导，而不是主导。要找准位置，转变职能，不能大包大揽，更不能包办代替。要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真正做到：围绕农民群众的需要，谋划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根据农民群众的意愿，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依靠农民群众的力量，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让农民真正拥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新农村的规划、基础设施改造、村居环境的改善等等，都要从农民生产生活实际需要出发，不能违背农民意愿，用城市小区的摸式去套。农民想干什么，不干什么，要按照村民自治中“一事一议”的民主议事制度来决定，不能继续过去行政命令的老办法，搞强迫命令、强行摊派。要保护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让广大农民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伟大实践中唱主角。

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具体的实际工作，而不是抽象的、空洞的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是绘制个蓝图、作个规划、喊几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从农民生产生活中最直接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入手。从总的来说，当前要着重解决好农民增收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问题、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农民医疗保障问题、建立适合农村实际的社会救助和保障体系问题。“十一五”期间，国家将投入1.13万亿元资金用于支援农村建设，每年平均增长17%。国家今年对农村的投入是3397亿元，同比增长14.2%。在目前我国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国家对农村投资的重点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农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农村生态建设。具体到一个地区和单位，其内容和程度又是不同的。比如，湖南省湘阴县三年前就在全县农村开展了建设文明小区的活动，提出了实现五化：农户星级文明化、道路硬化亮化、环境绿化美化、户户沼气化、乡村报栏工程化。又比如，山西平原县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提出了“四化”、“四通”、“两改”。即四化：道路硬化、造林绿化、村庄亮化、整体美化。四通：村村通油路、户户通自来水、通电话、通有线电视。两改：改厕、改圈。而山东寿光县则以整治脏乱差、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突破口，提出了“五化”、“五通”、“两改”、“一有”。即五化：村庄绿化、硬化、净化、亮化、美化。五通：通电、通柏油路、通电话、通自来水、通有线电视。两改：改厕、改灶。一有：有必要的文体场所和文体设施。还比如，贵州省遵义市组织农民开展“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即富在农家增收入，学在农家长智慧，乐在农家爽精神，美在农家展新貌。这些都是十分具体的、丰富多彩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不是虚无缥渺的东西，都是非常实际的工作。我们必须脚踏实地，务求实效，一步一个脚印地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到实处。

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分层次推进的，而不是同步一律的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面对我国目前农村的实际。我国农村区域辽阔，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极不平衡，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尚未扭转。在同一地区之间，不同乡村、不同的农户，人的素质、经济收入和生产生活条件也有很大的差异。这种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分层次、分阶段地推进，不能同步一律。从目前来说，对于发达地区或富裕的乡村就要着眼于农业产业化建设，发展主导产业，培植龙头企业；就要规划建设高标准的新型农庄，布局合理，风格一致，环境优美；就要着眼于农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满足。对于那些中等地区或条件一般的乡村，就要着力于广辟生产门路，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环境，逐步提高生活质量。对于条件较差地区或较贫困的乡村，就要帮助发展生产，脱贫致富，改善居住条件，帮助儿童入学，提高生活水平。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有的放矢，切合实际，对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乡村，不同的发展阶段应提出与之相适应的要求，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不能犯一窝蜂、一刀切的毛病，不能搞一个模式、一个标准，相互攀比，层层加码。各地应当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符合本地区实际的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形式和方式。防止把新农村建设搞成千篇一律、千村一面、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

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而不是热闹一阵子、搞运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这是因为：一是我国农村相对落后。我国社会现阶段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还有64%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生产力不发达状况突出表现在农村。农村市场经济不发达，文化教育落后，外国人说我国是“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二是我国农村发展不平衡。一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和广大经济不发达地区以及贫困地区同时存在。三是目前农村中人口、就业、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还十分突出。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然是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有待我们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从国际经验看，日本的农村改造经过了两次国土综合开发计划，进行了近20年。韩国的新村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用了将近30年。因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至少要经历15年左右的时间，不可能靠短期的经济奇迹、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频繁的生产关系变动来实现。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从本县（市）、本乡（镇）、本村组的实际出发，按照中央20字的建设目标与任务，全面规划，统筹安排，着眼长远，立足当前，突出重点，从最紧迫的事做起，并依据生产力和财力增长状况，量力而行，稳步推进。切不可盲目蛮干，拔苗助长，更不能大轰大嗡，以运动的方式搞建设。

（2006年3月20日）

增强城市经济活力

加快富民强市步伐

——关于“增强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问题研究报告

城市经济是区域经济的发展极，城市经济发展活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活力源。如何进一步增强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使城市经济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促进全市经济更好更快发展，加快富民强市步伐，这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具体要求，也是我们谋划今后五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关键所在。最近，我们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借鉴国内外关于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的相关理论及评价指标体系，对岳阳城市经济发展现状及增强其发展活力的制约因素进行了认真剖析，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增强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的对策建议。现将研究情况简要报告如下：

一、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现状分析

城市经济活力，是指一个城市经济所具有的生命力，它体现一个城市适应环境、自我完善的发展能力，包括经济成长性、对外来资本和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充分就业和可持续的生活质量和创新能力。城市经济活力与城市社会活力、环境活力以及文化活力共同构成了城市活力体系。每个城市的经济活力是一个发展着的动态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外部条件的变化，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活力会随之发生变化，或者增强，或者减弱。

目前，国内评价城市经济活力构成要素包括基础数据、专家意见、电视调查、专项问卷调查、观众意见等方面，评价指标体系多达四大类20多项。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的强弱程度如何，只有通过评估才能作出判断。我们依据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陆晓丽、郭万山建立的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其中常用的15个指标，增加了恩格尔系数，共16个指标，作为评价指标体系。由于受数据限制，为了便于比较，对少数指标的具体内容作了适当调整，但这种调整并不影响评估结果。

评估分两步进行：首先进行单项评价，以全国平均数为系数1，表示活力一般，低于1为活力弱，无增长为无活力；高于1为活力较强，1.5以上为活力强，2以上为活力极强。然后再进行整体评估，将16个指标活力强弱的系数加总，用来评价城市经济的整体活力，16为活力一般，16以下为活力弱，16以上为活力较强，24以上为活力强，32以上为活力极强。为了测定岳阳城市经济与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的差距，我们在中央电视台2004年评出的10个“中国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东莞、沈阳、无锡、大连、苏州、成都、温州、杭州、青岛、深圳）中，选择与岳阳最接近的温州进行对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7月版；《温州统计年鉴（2007）》，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年7月版；《岳阳统计年鉴（2007）》，岳阳市统计局编。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04年岳阳市委、市政府提出民本岳阳的执政和发展理念后，全市上下紧紧围绕六大目标，大力实施四大战略，强力推进九项工程，加速推行新型工业化，以此带动现代工业、现代航运物流业、现代旅游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使岳阳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走上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轨道。主要表现在：城市空间明显拓展，城市经济规模明显扩大，城市经济结构明显优化，城市经济增长明显提速，市民生活状况明显改善。

从评估的情况来看，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的现状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

1、从经济成长性来看，经济总量可观，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率不够高

2006年，岳阳市区人均GDP系数为2.1，2004年－2006年三年人均GDP平均增长系数为1.22，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而人均地方财政收入系数为0.71，三年平均增长率为0.51，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岳阳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率不够高。四个指标平均系数岳阳为1.14，温州为2.32，是岳阳的203.5%，表明岳阳与温州在经济成长性方面的差距较大。

2、从对资本和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来看，非国有企业在岳阳城市经济发展中已经占据重要比重，但对资本和生产要素的吸引力较弱

2006年，岳阳市区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占全部工业比重系数为1.33，规模以下非国有工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系数为1.4，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表明非国有企业在岳阳城市经济发展中已经占据重要地位。但人均实际使用外资系数为0.7，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系数为0.91，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岳阳对资本和生产要素的吸引力较弱。四个指标平均系数岳阳为1.09，温州为2.04，是岳阳的187%，表明岳阳与温州在资本和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方面也存在较大差距。

3、从就业及居民生活质量来看，居民生活质量较高，但就业和收入水平一般

2006年，岳阳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年平均增长系数为1.01，稍高于全国，表明增长速度略高于一般；恩格尔系数的系数为1.13，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系数为1.7，人均住房使用面积系数为1.43，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明居民生活质量较高，特别是生态环境好，住得宽敞。但市区就业系数只有1，与全国平均数持平，表明就业状况一般；人均可支配收入系数为0.87，低于全国平均数，表明居民收入较低。六个指标平均系数岳阳为1.19，温州为1.43，是岳阳的121%，表明岳阳与温州在就业及居民生活质量方面也存在差距，但差距相对较小。

4、从创新能力来看，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但创新能力很弱

2006年，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比较平稳，但市区教育科技经费占财政支出比重系数为0.75，每万人专利申请受理系数为0.15，两者相加系数仅0.9，平均才0.45，不到全国平均数的一半，表明岳阳城市经济创新能力很弱。与温州比较，温州的平均系数为4.12，是岳阳的921%，表明岳阳与温州在创新能力方面差距相当大。

5、从整体活力来看，整体活力一般偏强，但与温州等城市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岳阳城市经济发展四个方面16个指标评估系数之和为16.92，全国平均系数为16，岳阳仅高0.92，表明岳阳城市经济活力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整体活力一般偏强。温州四个方面16个指标系数之和为33.79，高于32，经济活力极强，不愧为全国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

制约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从生产力方面看，主要是劳动力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层次不高，优势资源未优先发展，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缺乏准确的城市经济功能定位。从生产关系方面看，主要是国企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民营经济发展缓慢，外资经济比重太小，分配关系没有完全理顺。从上层建筑方面看，主要是政府职能转变有待强化，服务体系有待完善，城市精神有待提升，现代工商文化有待培育。

二、增强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的对策建议

在认真评估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现状、全面分析增强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我们以最近召开的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紧紧围绕如何进一步增强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意见。

1、明确经济功能定位

城市经济功能是城市功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经济功能的大小和主导性优势，不仅反映出一个城市在一定区域内的地位和作用，而且还反映出该城市的经济性质。准确确定城市经济功能定位，是增强城市经济活力的前提和基础。如上海的经济功能定位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航运中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逐步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城市和国际航运中心之一。苏州的经济功能定位是：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最重要的副中心城市、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和国际新兴科技城市、适宜人居和创业的城市、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胜地。东莞的经济功能定位是：以国际制造业名城、生态绿城、文化新城为特色的现代化区域性经济中心城市。岳阳缺乏准确的城市经济功能定位，目前只有“十一五规划”中的城市发展目标：成为最适宜人居的生态城市、最适宜休闲度假的旅游城市、最适宜投资兴业的创业城市。把这些作为岳阳城市经济功能定位显然是不适宜的。根据岳阳的实际，岳阳城市经济功能的定位应为：

一是辐射和带动湘鄂赣毗邻地区以石化、能源为重点的现代工业基地。这是由岳阳的资源优势和基础条件所决定的。岳阳地处湘鄂赣交汇处，是一座现代新兴工业化城市，拥有长炼、巴陵公司、华能、岳纸等一批骨干企业。目前，市区已形成石化工业为主导，造纸、电力、纺织、机械、食品、饲料、医药为支柱的现代工业产业体系，工业增加值已占到市区生产总值的57.4%，分别高于全国和全省平均数8.5个百分点和15.7个百分点。全市工业总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省第二，仅次于省会长沙。十一五期间又规划了长炼炼化一体化、巴陵公司精细化工、华能电厂第三期工程、泰格林纸年产40万吨超级压光纸、华容小墨山核能发电等一批项目。岳阳已形成坚实的石化能源产业集群优势，市委、市政府正致力于走新型工业化之路，岳阳完全可以成为辐射和带动湘鄂赣毗邻地区以石化、能源为重点的现代工业基地。

二是集散长江中游及四水一湖流域物资的现代航运物流中心。这是由岳阳所特有的港口经济资源所决定的。岳阳港开埠于宋朝初年，至今已1000多年历史。岳阳港现在主要包括岳阳楼、七里山、城陵矶（含松阳湖）、道仁矶、陆城、君山等6个港区，港线全长36.3公里，共有航运企业44家，泊位142个，其中1000吨级泊位7个、3000吨级泊位24个、5000千吨级泊位2个，年吞吐量1830万吨（不含砂石）。船泊从岳阳港启航经洞庭湖入湘、资、沅、澧四水沟通省内74个县市；沿长江上可通渝川、下可达沿江沿海各主要港口，辐射10省170多个县级以上城市。特别是它与岳阳发达的铁路、公路、管道运输相结合，构成了岳阳“水路、铁路、公路、管道”四位一体水陆联运的现代立体交通运输网络。据业内专家预测，到2010年、2020年和2030年，岳阳港年吞吐量将分别达到3300万吨、4600万吨和5700万吨。1997年被国家批准为对外开放的一类口岸；2005年被交通部列为全国内河28个港口之一，综合实力排位13；2006年被《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60个“最适宜发展物流的城市”之一，位居14，排名在南京和武汉之前。凭借其腹地广阔、吞吐量大、水陆联运、通江达海的港口优势，岳阳完全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长江中下游主要航运物流枢纽和中南地区区域物流中心。

三是博览融楼街塔寺山水江湖为一体的现代生态旅游度假胜地。这是由岳阳独具特色、极为丰富而又高密度聚集的人文和自然胜景资源所决定的。在岳阳市区有天下名城——已有2500多年历史的岳阳城，天下名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天下名水——中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和中国第一江长江，天下历史名文名人——《岳阳楼记》、范仲淹和滕子京，天下名岛——东方爱情岛君山岛，地球之肺、万鸟之乡——东洞庭湖国际湿地，亚洲最长内陆河湖公路大桥——洞庭湖大桥，东方日内瓦——南湖旅游度假区，位居万里长江中部的良港——城陵矶港，碧接云天的天然荷花荡——君山团湖，一龙赶九龟的奇山——龙山和龟山。此外，还有岳州文庙、慈氏塔、鲁肃墓、吕仙亭、文昌阁、圣安寺、乾明寺，以及岳阳楼新景区的汴河街、瞻岳门、诗词碑廊，洞庭湖风光带等20多处人文和自然景观。如此多的优质旅游资源集中在岳阳城区内，这在全国都是少见的。可见，岳阳旅游业发展的空间巨大，完全有可能成为岳阳的主导产业。

2、培育现代工商文化

现代城市文化是现代城市得以持续发展的灵魂和脉搏，而现代工商文化是现代城市文化的基础。最具经济活力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它们的活力最终来自于业已形成的深厚的现代工商文化。在考察活力城市时，我们感受最深的是这些城市所具有的浓厚的现代工商文化气息。在与这些城市的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座谈时，无一不将活力根源归结为现代工商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无锡市在去年还专门召开了“无锡工商文化研讨会”，围绕“无锡工商文化的特色”，“无锡工商文化与城市精神”、“无锡工商文化与现代文明”、“无锡工商文化和民营经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广泛的研讨。联系当前制约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进一步增强的种种因素，无一不与我们缺乏现代工商文化有关。岳阳市近些年来在恢复古文化建筑、增强城市文化底蕴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培育现代工商文化方面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我们必须将培育现代工商文化作为增强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的基础性工作来抓，重点帮助市民牢固树立以下六个方面的观念。

一是培育敢冒敢富观念，激发市民创业活力。想富敢富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培育市民敢冒敢富的观念，是增强城市经济活力的一个首要问题。一个人或一个单位，连想富的观念都没有，他哪里还有什么发展的动力。培育市民敢冒敢富观念，关键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富民政策，开展“创业致富光荣”大讨论，大力表彰各行各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作出突出贡献的创业者，宣传他们敢创、敢冒、敢富的先进事迹，形成人人想富、人人敢富的创业氛围。另一方面要千方百计为想创业而不具备条件的人创造创业条件。比如培训员工、解决资金、提供场所、减免税收、提供保障等等。

二是培育敢为人先观念，激发主体创新活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岳阳市第五次党代会提出要把创新作为活市之源，可见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之重大。从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的评估情况来看，目前岳阳创新能力与活力城市相比差距还很大。这个问题从文化层面分析，与我们的城市精神有很大的关系。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经市人大批准确定的岳阳城市精神是“先忧后乐，团结求索”。这一精神虽有很强的忧民意识，与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比较吻合，但现在看来，它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缺乏强烈的进取意识，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没有普适性。“先忧后乐”可以成为党的执政理念，共产党人还得要讲先忧后乐，但不宜作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岳阳发展面临千帆竞发的竞争态势，必须培育敢为人先观念，激发主体创新活力。一方面要为创新提供人才、资金、物资保障，在全市形成尊重科学、尊重人才、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风尚。另一方面要引导创新活动紧紧围绕创业来开展，使创新成果及时得到转化和有效利用。通过创新带动创业，创业促进创新，从而实现富民强市的目标。

三是培育开放共赢观念，激发要素聚集活力。一个城市生产要素聚集力的强弱，首先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开放度，开放度愈高，这个城市要素聚集力愈强，否则，愈弱。其次取决于生产要素在这个城市的盈利率。生产要素的天性是要盈利，只有当生产要素能够获得平均利润时，它才会考虑进入这个城市的某个经营领域，盈利率愈高，对生产要素聚集力愈强，否则，愈弱。这就需要培育开放共赢观念，以激发生产要素聚集活力。开放，就是要做到对内对外都开放，即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开放型经济体系。共赢，就是要做到有钱大家赚，即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共同合作，共享经营成果。只有树立开放共赢观念，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聚集力才会与日俱增，从而培植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素质提升，使城市经济充满活力。

四是培育现代金融观念，激发资本增殖活力。要树立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观念，充分认识金融在引导资源配置、调节经济运行、服务经济发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树立金融是城市经济血脉的观念，血脉通畅，城市经济才能正常运行，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就银信部门而言，要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在执行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职能的同时，面向信贷市场，开展融资服务。就工商企业而言，要树立融资经营观念。工商企业应主动和银信部门建立信用关系，尽可能用银信部门聚集的资金发展壮大自己。此外，还可以通过上市融资、租赁融资等现代融资经营方式，解决经营资本不足的问题。就政府而言，主要是立足于宏观管理，从规范和搞活金融市场出发，出台有利于银企协调发展的政策，为银企之间搭起沟通的桥梁。

五是培育诚信守法观念，激发有序发展活力。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还在于有序发展。要实现有序发展，前提和基础是城市经济主体必须讲诚信、守法规。岳阳以前经济环境不够好，突出表现就是诚信守法不够。培育诚信守法观念，一方面要加强诚信守法教育，开展诚信守法评比活动，建立市场主体诚信守法档案或信息库，定期通过主要媒体予以公布，使市民牢固树立诚信守法光荣、失信违法可耻意识。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失信违法者的处罚力度，制约部门利益冲动，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决不姑息养奸，使失信违法者成为过街老鼠。

六是培育适度消费观念，激发需求带动活力。一个城市消费力的强弱，取决于这个城市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力的强弱。现阶段，传统消费观念对岳阳居民消费行为影响仍然很大。一是使人们习惯于保守性消费。人们崇尚“收支相抵、略有结余，”忌讳“寅吃卯粮”，因而即期收入成为当前消费的最大极限。二是使人们习惯于“预后”性消费。人们主张“节俭当前、聚财预后，”偏重远期消费，轻视近期消费。传统消费观念及其对人们消费行为产生的消极作用，弱化了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和导向作用。因此，需要培育市民适度“预前”消费观念，激发需求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活力。培育市民适度“预前”消费观念最好的方式是发展消费信贷。为此，金融部门要建立和规范居民信用体系，扩大消费信贷规模，增加信贷品种和形式，拓宽消费信贷领域，确定合理的消费信贷利率，使居民消费快速升级，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转化。

3、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要解决好增强岳阳城市经济发展活力的问题，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的基本要求，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于岳阳属于发展中地区，加快发展仍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我们不能重复发达地区已经走过的老路，不能以牺牲资源和环境为代价谋求快速发展，而应在加快发展的同时，把质量、效益、环境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要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以提高质量和效益的方式促进快速发展，即又好又快发展。这样的发展方式就岳阳目前而言可采用的主要有四种，即提升式、集约式、集群式和循环式发展方式。

一是提升式发展。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升产业发展层次。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传统产业的发展。基本的方法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实现传统产业和信息技术的有机结合，提升传统产业的发展层次。如运用信息技术中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CAD）进行产品的开发与设计,实现产品设计信息化。

二是集约式发展。集约是相对粗放而言的。集约式发展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同一经济范围内，通过经营要素质量的提高、要素含量的增加、要素投人的集中以及要素组合方式的调整来增进效益的发展方式。这种方式强调发展质量、提高效益、扩大规模，生产要素相对集中，实现经营集团化、规模化。要特别注重集约用地，提高每宗建设用地投入产出的强度。苏州开发区对投资额低于1000万美元的项目，推荐进标准厂房。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则要求入区企业每亩投资在67万美元以上，产值在800万元以上，税收在40万元以上。上海闵行开发区不惜倒贴资金，动迁了５家低效企业，发展高效益产业。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们有的地方招商引资项目实际上是圈地，办厂是名，储地是实，待价而沽，以地生财。

三是集群式发展。就是要通过发展产业集群来推进城市经济发展。产业集群是由与某一产业领域相关的相互之间具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及其他相应机构（商会、协会、银行、中介机构等）组成的有机整体。集群式发展具有融资优势、产品差异化优势、区域营销优势、组织优势、资源整合优势，具有对负面效应的规避能力。因此，它已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模式。岳阳可以从两个方面发展产业集群:一方面依托现有企业集团或集群发展产业集群。如依托长炼、巴陵公司建设石化产业集群；依托泰格林纸集团建设林纸产业集群；依托华能公司建设能源产业集群；依托恒立、中闽电机、吉祥燃烧器等企业建设机械制造产业集群等等。另一方面加快工业园区建设，把工业园区建成产业集群基地。

四是循环式发展。就是要运用循环经济推进城市经济发展。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使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循环经济既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也是一种新的治理污染模式，还是经济发展、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一体化战略。岳阳要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按照生态经济或循环经济的理念，合理进行城市规划和功能布局。目前的工作重点：一方面要加大对循环经济的宣传力度，牢固树立循环发展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要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政策，促进循环经济发展。

4、创新公共服务体制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将逐渐减少，公共服务的职能将相应增加，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机制，创新公共服务管理已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

一是明确公共服务范围。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界定了公共服务的范围，即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促进就业、减少贫困、防灾减灾、公共安全、公共文化、基础科学与前沿技术以及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国防等。《纲要》指出，公共服务是政府的承诺，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职能，运用公共资源全力完成。

二是开放公共服务领域。就是要打破行政垄断，实行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市场化与社会化。公共服务市场化要求在公共部门中引入市场机制，通过招投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等市场运作方式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通过市场机制来调节公共服务的供给和需求，从而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目的。公共服务市场化有一个过程，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公共服务社会化就是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调动社会力量改善公共服务，鼓励各种民间组织参与兴办公益事业和社会服务。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各种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格局。

三是构建公共服务体系。就是要构建由政府、公共部门、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组成的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体系。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是政府，公共部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也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政府对市场（企业、民间组织和个人）提供公共服务，应当予以政策支持。还要调动民间力量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积极性，促进公共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

四是建立公共财政保障机制。公共服务的充分提供，需要有相应的财政作保障。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快公共财政建设步伐，调整财政支出的范围，解决财政支出中的“缺位”与“越位”问题。一方面，要完善政府预算制度和财政收支决策机制，构建适应公共服务需要的政府财政关系框架。财政支出应该更多地投向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公共服务领域，应尽量投在市场失灵范围内。另一方面要完善公共收入体系，构建以税收为主体的规范化收入体系。规范化的收入体系应该以税收为主。应该通过税制改革和预算体系的进一步改革，将非税收入纳入预算管理，加强监督，提高公共资金使用的效率。

（2007年11月6日）

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的

重大战略举措

——论全民自主创业的重要性

最近，岳阳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在全市范围内鼓励和促进全民自主创业，并就其发展过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所谓全民自主创业，就是政府引导，市场导向，民营为主，动员民力，振奋精神，激活资源，创业致富，惠及百姓，谋求发展，促进和谐的创业活动。它既是一种创业方式，也是一种创业精神。实践证明，全民自主创业是发展之路，富国之基，安民之本。开展全民自主创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的重大战略举措，对于促进富民强市，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全民自主创业为民本岳阳和谐崛起找到了实践主体和依靠力量

任何一场伟大的变革，首先要解决的是实践主体和依靠力量的问题。民本岳阳和谐崛起，是岳阳市委、市政府依据科学发展观和本地区的实际提出的富民强市的宏伟目标，是发展岳阳、富民强市的伟大实践，它同样需要有明确的实践主体和坚强的依靠力量。全民自主创业是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的重要战略步骤，它把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发奋图强、创业致富作为努力的目标，从而为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找到了实践主体和依靠力量。

1、全民自主创业的出发点是动员全民创业

我们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任务就是要带领全体人民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艰苦奋斗，发奋图强，治穷变富，实现小康，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把“百姓利益高于一切，万事民为先”作为最高价值追求，集中民智，激活民力，促进民富，充分反映了岳阳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党的奋斗目标在岳阳的具体体现。岳阳的发展是岳阳人民的共同使命。美好的家园要靠大家共同建设，富民强市目标要靠大家一起实现。全民自主创业以发动全民创业为出发点，强调人人是发展主体，个个是创业主力，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创业致富的伟大实践。鼓励机关干部带头创业，激励事业单位人员踊跃创业，支持科技人员以技创业，扶持下岗人员重新创业，引导农民开拓创业，组织外出劳务人员返乡创业，吸引大、中专毕业生自主创业，发动发家致富的老板“二次创业”，形成浩浩荡荡的创业大军，共同为民本岳阳和谐崛起贡献力量。

2、全民自主创业的主体是依靠全民创业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决定力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社会实践的重要主体。任何伟大的事业，都离不开人民群众这个主体。列宁曾经说过：“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还高明得多的东西。”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目的是为了人民，同样需要依靠人民。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创造能力，只有相信他们，依靠他们，集中民智，激活民力，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动员全体人民自主创业，才能让一切有利于社会财富创造的源泉充分涌流，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资源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利用。岳阳要和谐崛起，资源在哪里？创造力在哪里？就在人民群众当中。全民自主创业就是要激活和发挥每一个人的劳动热情，充分利用一切有用的资源去创造更多、更丰富的社会财富。

3、全民自主创业的前提是自主全民创业

我们党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干任何事情都必须尊重民意。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们想问题和办事情的出发点和归宿，决不允许搞瞎指挥、强迫命令。民本岳阳和谐崛起反映了岳阳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全市人民的自觉行动。全民自主创业，就是以市场为导向，让市场自主选择创业者，让创业者自主参与市场竞争，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人尽其才，各展所长，让千千万万人民群众具有的冲动和热情都迸发出来，共同为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努力奋斗。

二、全民自主创业为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毛泽东有句名言：“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民本岳阳和谐崛起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充满着艰难和曲折，没有强大的精神支撑是不行的。全民自主创业是以创业文化为精神动力的。创业文化是人们在追求财富，创造价值，促进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意识心理、文明环境的文化范畴。它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它一经产生就能教化人、激励人、感化人、熏陶人，对经济社会发展起着思想保证、精神支撑、道德约束和文化影响的作用。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特别是先进的文化，作为民族的灵魂和血脉，从来就是团结人民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全民自主创业为民本岳阳和谐崛起注入了新的精神动力。

1、全民自主创业的思想观念清除了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的思想障碍

没有观念的领先，就没有发展的率先；没有思想的超越，就没有发展的跨越。思想的贫困是最大的贫困，观念的瓶颈是最大的瓶颈。一些落后地区之所以贫穷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思想观念的落后。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首先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全民自主创业既是一次全民的创业行动，也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它坚持用“三个有利于”标准评判是非，勇于冲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努力开辟思想解放的新空间，大胆摒弃小农意识、官本位意识和小富即安、求稳怕乱、不思进取、甘于贫穷、怕冒风险等落后观念，积极鼓励民闯、民创、民想、民享，全民创业，自主创业。这样，它势必如一股洪流猛烈地冲刷着我们头脑中残存的一些腐朽落后的旧的思想观念，带动民本岳阳的新崛起。

2、全民自主创业的价值准则铸造了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的思想灵魂

价值追求是人生实现的最高境界，人的追求最终体现为人的价值。人的价值包括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个人价值是社会对个人的满足和尊重，社会价值是个人对社会进步的责任和贡献。有意义的人生是不仅要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更重要的是要活得有社会价值。全民自主创业是公民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优先选择。创业有功，致富光荣。自觉以创业为荣，以纳税为荣，以当老板为荣。主观为自己，客观为社会，利己不损人，致富常思源，在创业致富中实现自我，体现价值，奉献社会。这些都为民本岳阳和谐崛起铸造了活的灵魂。

3、全民自主创业的创业精神注入了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的崭新活力

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文中提出：“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它要求人民具有一种与这个伦理道德相背的民族精神，那么这种经济将不会发展；相反，一种经济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那么它必然兴盛起来。”创业精神是一个民族、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支柱和不竭动力，也是与我国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所需要的民族精神。一个民族要发展壮大，必须有这样一种勃勃向上的创业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充满自信，永不满足，吃苦耐劳，甘冒风险，自力更生，勇于探索，负重奋进，百折不挠的精神。浙江人创造了自己的浙江精神。浙江精神可以概括为16个字：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艰苦创业是浙江精神的内核，务求实效是浙江人文化的特质，勇闯市场是浙江民众的大胆追求。浙江人“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跑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敢吃天下人不敢吃的亏，敢赚天下人看不起眼的钱。”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浙江精神铸造了浙江今天的辉煌。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就是需要有这样一种强大精神力量的支撑。

4、全民自主创业的环境文化提供了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的重要保证

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需要有一种和谐的人文环境和氛围。全民自主创业把环境文化作为首要条件，十分注重创业环境的打造。政府把提高公信力，创造一流的政务环境，作为全民自主创业最重要的、最直接的任务，采取“不争论、不张扬、不压制，不动摇”的态度。对民营经济同环境、同政策、同待遇，不加码、不歧视、不干扰。政府造环境，百姓创大业。努力改进工作作风，切实加强各项服务，千方百计为敢创业、会创业、创大业的人提供舞台。“让一切遵守法律的投资、创业和创新的活动都得到鼓励，让一切有益于富民强市的劳动都得到承认和尊重，让一切所有制经济类型都享受公平竞争待遇，让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都得到保护。”有的地方还提出了对全民自主创业实行“六个最”、“三个一样”。“六个最”，即把管理程序调到最优，把审批的事项减到最少，把收费的额度降到最低，把工作的效率提到最高，把发展的政策放到最宽，把服务的潜力挖到最大。“三个一样”，即先来后来一个样，一产二产三产一个样，内资外资一个样。放宽创业条件，降低创业门槛，宽容创业失误，促进创业发展。这些都可以为民本岳阳和谐崛起创造良好的环境。

三、全民自主创业为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开辟了有效的途径

电视连续剧《西游记》主题曲中有一句歌词：“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路径很重要。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富民强市，和谐崛起，是五百多万岳阳人民的梦想，也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宏伟目标。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路应该怎么走呢？这是摆在我们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岳阳要和谐崛起，必须走全民自主创业之路。

1、全民自主创业是增强竞争实力的必然要求

全球经济一体化，国内竞争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集聚，市场和利润向优势地区集中，已经成为区域竞争的显著特点。进入21世纪以后，综合实力竞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体现在国民的创业精神和创造能力上。哪个地方的国民创业精神强，创造能力强，哪个地区就会在竞争中不断发展。许多发达地区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一个地区综合实力的竞争和壮大越来越取决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竞争越来越聚焦于民间资本的争夺，富民强市的实现越来越取决于全民创业的成效上。跨越发展的大潮呼唤着全民自主创业，竞争发展态势催促着全民自主创业，发展氛围条件有利于全民自主创业。岳阳地处中部地区，北有实力雄厚的武汉三镇，南有正在崛起的长株潭经济圈。在激烈的竞争中，岳阳不在中部崛起，就会在中部塌陷。不优先发展，就会慢进即退。因此，岳阳只有大力开展全民自主创业，才能提高综合实力竞争能力，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

2、全民自主创业是实现优势优先、又好又快发展的有效途径

坚持优势优先，又好又快发展，是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的重要条件。要做到这一点，也必须走全民自主创业之路。纵观世界大国崛起和国内沿海发达省区的经验，共同之处在于长期提倡和鼓励全民自主创业。美国近三十年推行“创业革命”，相继设立“种子基金”，提供“债务融资”，提供信息担保，以及增加政府采购支出，解除对农业、航空业、电信业等行业的行政管制，放松了对养老基金、保险基金的投资限制，大大促进了美国新经济的持续发展。从国内来看，浙江经济的发展，一跃位居全国第四位，靠的也是全民自主创业的推动。中国塑料编织之乡、中国泵阀之乡、中国纽扣之都、中国最大的皮革加工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休闲皮鞋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钻头生产基地、中国最大的胶鞋生产企业等都在浙江。许多地方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一户一品，一村一品形成了小块，村镇联合又形成大块，一块块充满活力的经济带来了整体的大繁荣。现在全国各地，不少地方有“浙江村”、“温州店”、“义乌街”和打着浙江牌号的广场、小商品市场，以及餐馆、发廊、澡堂等。浙商成为当今中国最有人气、最会赚钱的人群。可见，全民自主创业是实现优势优先，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必须走全民自主创业之路。

3、全民自主创业是突破经济发展瓶颈，摆脱困境的必然选择

一位著名企业家说得好：“大发展小困难，小发展大困难，不发展最困难。”发展是解决当前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本出路。近年来，岳阳市经济社会发展虽然进步很快，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也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如：经济结构不优，发展资金短缺，创业人才缺少，就业压力增大，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等，一直制约和困扰着岳阳经济社会发展。全民自主创业以发展为动力，找到了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的金钥匙。全民自主创业，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人们自主择业，资本自由流动，有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全民自主创业，激发民众创业热情，集中民力，有利于把更多的民间资本调动到发展社会经济上来。全民自主创业，为每一个人都提供了广泛的自由发展空间，大江奔流，人才辈出，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优势。全民自主创业，广辟门路，自主创业，有利于带动更多人的就业，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真正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的目标。

综上所述，全民自主创业是通向民本岳阳和谐崛起的必由之路。我们应当从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全民自主创业的重大意义，全党动员，全面开放，全民参与，全力推进。进一步更新创业观念，培育创业精神，激活创业主体，搭建创业平台，优化创业环境，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全民自主创业的新跨越，强力推进民本岳阳和谐崛起。

（2007年2月16日）

论旅游业的经济特征及

岳阳旅游经济发展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旅游业作为一种产业经济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在人们面前凸现出来。近几年来，岳阳旅游业发展很快，“热游岳阳”正在纳入“民本岳阳”九大工程，旅游网点正在逐渐形成，旅游景区建设和管理正在不断加强，旅游产品生产正在日益丰富，旅游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正在迅速扩大。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旅游经济的特征，进一步加快岳阳旅游经济的发展，这是当前摆在各级党委和政府以及全社会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旅游业是一种产业经济

旅游业是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必然产物。按照社会三次产业划分理论，过去人们把它划分在服务行业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旅游业迅速发展壮大，日益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朝阳产业，它将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刻的变化。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国际旅游人数已经占到了全球国际旅游人数6.63亿人中的11.1％。2002年旅游黄金周，我国出游人数达1.8亿人次，旅游收入736亿元人民币。目前，我国旅游年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4.4％。国外旅游界普遍看好我国旅游市场，国际来华旅游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据世界旅游组织推测，2020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第四大旅游客源输出国，第一大旅游目的地国，将有1.37亿国际旅游者到中国旅游，将会给我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旅游业在我国已经完全成为了一种充满活力的经济产业。发展旅游业就是兴旺产业，就是发展经济。不要以为发展工业、农业就是发展经济，而发展旅游业就不是发展经济。发展旅游业同发展工业、农业一样，同样是发展经济，而且是发展一种蕴藏着巨大经济潜力的产业经济。岳阳地处长江中游、京广铁路沿线，在北面不远的地方有国际大都市武汉，南面紧邻长、株、潭一体化经济圈，对全市经济发展形成强烈的夹击之势，如果岳阳工业、农业、信息、金融等方面的发展会受到很大的抑制的话，那么岳阳完全可以大力发展旅游业，把岳阳建成两地旅游休闲的后花园，并以此辐射和影响全国及海内外。目前，岳阳旅游业规模还不大，旅游业总收入仅相当于全市社会生产总值的3.98％，特别是旅游景区人员过多，负债沉重，经济效益很不理想。在江南三大名楼中，岳阳楼的旅游收入最低。这种状况，与岳阳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相适应，与岳阳丰富的旅游资源严重不相适应，与全国旅游业的发展水平更严重不相适应。岳阳应当树立发展旅游业就是发展产业经济的思想，把发展旅游业纳入社会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像抓工业、农业一样，加大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力度。

二、旅游业是一种宏观经济

旅游业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涉及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考察旅游业的经济效益不能光看几个景点的门票收入多少，还要看它给地方经济发展带来的综合效益。如深圳市政府把大梅沙海滨公园改造成为免费开放式公园，带动了区域内商业和房地产发展。又如地中海岸的摩纳尔、法国的尼斯，旅游业是绝对支柱产业，但它不是靠经营性景点获利，而是把整个国家和城市建成宜人的度假胜地，通过城市服务功能的完善获得综合效益。因此，发展旅游业必须坚持政府主导的原则，实现政府主导性发展战略。在这方面，目前我国机制比较健全的城市有北京、南京、桂林、宁波、深圳、三亚、大连等。岳阳市目前政府主导旅游业发展的力度还不够大，旅游发展规划严重滞后，管理机制不够健全，财政资金投入偏低，基础设施建设缓慢，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了岳阳旅游经济的发展。岳阳应当从旅游经济的宏观特点出发，充分发挥政府在发展旅游业中的主导作用。要编制旅游发展规划，明确旅游产业发展目标；要加大形象宣传力度，扩大旅游促销活动；要扩大招商引资，加快旅游景点建设；要整合旅游资源，形成旅游网络体系；要加大政府投入，改善旅游交通条件；要加强旅游监管，营造优良的旅游环境。

三、旅游业是一种文化经济

旅游活动是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旅游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文化活动。比如人们观赏名胜古迹，欣赏山水风光，了解异地风情，探究历史文化等，这些都是文化，甚至品尝风味小吃也是一种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是旅游的血液和灵魂。没有文化的旅游是没有品味的旅游；没有文化底蕴的旅游业，迟早会要走向枯竭。文化是旅游业的天然磁场，哪个地区旅游景点的文化底蕴越厚，对游客的吸引力越大，游览的人数越多，经济效益就越好。如北京的古长城、西安的兵马俑、岳阳的岳阳楼，为什么中外许多游人慕名而来，就是因为它们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在这方面，从岳阳目前的情况来看，也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老景点的文化底蕴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新景点没有赋予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岳阳应当把文化作为旅游建设的主线，贯穿在各方面的活动之中。要提高整个城市的文化品位，形成浓厚的文化氛围；要充分挖掘旅游景点的文化底蕴，丰富深刻的文化内涵；要提高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增加旅游产品的附加值。

四、旅游业是一种特色经济

旅游经济具有很强的特色性，发展旅游业一定要注重特色。特色越鲜明，旅游经济就越发达。据有关专家介绍，从目前旅游业的发展来看，一般有三种模式，即人文景观模式、自然景观模式、主题公园模式。如北京、西安有着大量的知名度较高的人文景观，像巴黎、罗马，整个城市就是一个露天的博物馆，一步一景，步随景移，每一个建筑物都凝聚着历史，这就是人文景观模式带动。又如张家界、黄山、洞庭湖、九寨沟等风光秀丽、景色宜人，每一座山、每一湖水都是大自然的杰作，这就是自然景观模式带动。而像深圳这样的城市，本来旅游资源贫乏，既无人文景观，又无像样的自然景色，它完全是人为的世界之窗、锦绣中华、民俗文化村、欢乐谷、未来时代、明思克航母世界等，这就是主题公园模式带动。总之，发展旅游经济，一定要突出特色。岳阳旅游资源丰富，既有朝拜佛教圣地、欣赏名胜古迹的黄色旅游资源，又有瞻仰革命纪念地、缅怀革命先辈的红色旅游资源，还有游览名山大川、领略自然风光的绿色旅游资源。特别是岳阳是屈原投江殉国的地方，是龙舟文化的发源地。龙舟文化是岳阳独特的人文资源，龙舟节是岳阳独特的文化品牌。岳阳应当整合资源，发挥优势，提炼特色，突出重点，不断地推出新看点，打造新亮点，培育新景点，形成新热点，推动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

五、旅游业是一种素质经济

发展旅游业与人的素质是密不可分的。人的素质的提高是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发展旅游经济需要有一批高素质的旅游领导者，能够高屋建瓴，运筹帷幄，掌握主动权，抢占制高点，领导旅游经济发展的新潮流，如市长、县长、区长等。发展旅游经济需要有一批高素质的旅游管理者，能够懂文化，会经营，善管理，如景点主任、酒店经理、旅行社经理、旅游产品生产厂厂长等。发展旅游经济需要有一批高素质的从业人员，能够文明礼貌，热情服务，口齿伶俐，善揽顾客，如导游、管理员、服务员、的士司机等。发展旅游经济还需要有高素质的文明市民。这一点十分重要。一个城市，如果墙上到处乱贴乱画，地下果皮烟头，开口脏话痞话，到处坑蒙拐骗，那么就会给人留下极不好的印象。岳阳市这几年市民素质和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也还存在不少问题。岳阳应当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旅游经济的一个重要工作来抓。要采取多种形式，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加强对各类旅游从业人员的培养。要重视旅游人才的引进工作，吸引一批优秀旅游管理人才来岳阳工作。要加强市民的行为规范教育，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要建立快捷高效的旅游投诉管理和处理机制，打击各类违法违纪违规行为。

（2005年4月1日）

关于党校教育特殊性的思考

党校教育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党校教育作为党的干部教育的重要阵地，又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认真研究党校教育的特殊性，对于保证党校教育健康稳步发展，更好地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十分重要的。

一、正确认识党校教育地位的特殊性

党校是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阵地和党员领导干部党性锻炼的熔炉。它肩负着集中培训轮训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干部的重要任务。党校教育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是其它任何形式的教育不可替代的。

1、越是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党校的地位越高

党校的地位与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是分不开的。党越是处在历史发展的转折时期，就越需要理论指导，党校的地位也就越高。这一点，已为我们党的发展历史所证明。早在大革命时期，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席卷中国大地，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空前高涨。党需要一大批自己的能够领导工人运动的干部，党中央十分重视党校建设。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的决议中，强调要设立党校，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系统教育。不久，党中央作出了《关于开办最高党校问题的决定》，特别是党的五大还讨论了成立中央党校的问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暂时进入低潮，党的主要任务是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全国迅速掀起了土地革命的风暴。党中央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举办了各种训练班。1933年3月，党在江西瑞金创建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这实际上是一所中央党校。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这所学校学员大部分都奔赴到了斗争的最前线。1935年11月，中央到达陕北不久就恢复了党校，并正式改称中央党校。抗日战争时期，党更加重视党校教育，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校训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针。新中国成立后，党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致力于建设新社会的执政党，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党中央把党校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省、地、县各级党校应运而生，形成了一个全国党校教育网络。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中央更加重视党校建设，各级党校迅速恢复并进入党校教育正规化的新阶段。中央多次召开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先后作出了《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关于实现党校教育正规化的决定》，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党校工作暂行条例》。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中央还作出《中共中央关于面向21世纪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决定》，党校建设进入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当前，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一个关键阶段，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党校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抓住历史机遇，按照中央《决定》精神，全面加强党校建设，把党校教育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的水平。

2、服务党的中心越紧密，党校的作用发挥越充分

党校是党委的一个重要工作部门。党校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党校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服务党的中心越紧密，党校的作用发挥越充分，就越能得到党委的重视和支持。对于这个问题，无论中央党校，还是地方党校的实践都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党校紧紧围绕党的工作大局开展干部教育，特别是1978年5月率先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推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和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作了大量的工作，因而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江泽民同志任党的总书记后，他和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尤其是十四大、十五大和十六大前夕，江泽民同志为这三次会议作思想理论准备的重要讲话都是在中央党校发表的。党的十六大以后，胡锦涛总书记也多次到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可以说，十四大以来，党的重大理论和决策都是通过中央党校首先传达给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我们市委党校也是有深刻的体会的。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市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开展教学科研工作。市委、市政府每一个重大决策的出台，我们都选派骨干参加调查研究，都组织课题小组撰写和发表宣传文章，都把它引入主体班课堂教学，因而为实现“民本岳阳”和谐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得到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因此，我们必须把为全党工作大局服务，为党委、政府中心工作服务，作为党校的神圣职责，深入研究现实，加强决策服务，精心培养干部，提供人才保证，使党校的作用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

3、干部培训学习与使用结合越紧密，党校吸引力越大

党校的吸引力同党校干部培训、学习与使用结合密切相关。培训、学习与任用结合越紧密，理论的影响越广泛，党校吸引力就越大。党校干部培训学习与使用的结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要把干部的培训与使用紧密结合起来，做到凡是担任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职务的干部，都必须经过党校培训。这要作为一种制度确定下来，并进入干部选拔任用程序。凡新提拔的干部，都必须有经过党校培训的经历，组织部门呈报干部必须有党校学习培训的情况。只有这样，到党校学习的人才会门庭若市，党校才会兴旺发达。另一方面要把干部的学习与运用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学员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执政能力，特别是提高领导发展的能力。要尽可能使学员学到的东西能够指导实践，这样学员学习的积极性才会高，吸引力才会大。因此，我们要特别重视对党校干部培训与使用、学习与运用问题的研究，力争在这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二、全面把握党校教学内容的特殊性

党校教育相对普通教育来说，主要是成人教育；相对一般成人教育来说，主要是在职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的培训或轮训。区别于其它普通教育和一般成人教育，党校教育在其内容上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1、教学内容的层次性

根据中央规定，中央党校轮训现职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地厅级主要领导干部；省级党校轮训地厅级副职和县处级主要领导干部；地、县级党校轮训县处级副职、乡（镇）科级和基层党员干部。这就要求中央党校和省、地、县级党校要按照相应层次作出适当的教学安排，形成不同层次的党校教材体系。

根据党校教学对象各层次的特点和我市党校的实践，我们认为，地、市级党校可以从六个方面确定教学内容。一是有重点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是中央新近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执政为民、执政能力建设、科学发展观、党的先进性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等；四是国际国内形势问题；五是本地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干部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六是党性修养，即在教学全过程贯穿增强党性的要求，同时专门进行党史、党建教学，开展党性党风党纪教育。要按照不同层次班级的实际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安排，其中设置一定比例的选修课，供不同学历、不同专业、不同工作岗位的学员选修。

2、教学内容的多变性

党校教育受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具有教学内容多变性的特点。这是党校教育与其它普通教育在教学内容上的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是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激烈，不确定的因素较多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要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完成这个历史任务，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广大干部的素质和能力，都必须适应形势，与时俱进。因此，党校教育必须随时关注瞬息万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不断深入研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调整教学内容，自觉适应发展要求。

3、教学内容的综合性

党校干部教育，按照不同的教学对象，培训时间有不同。一般为两至三个月，长的一般不超过一年。就地、市级党校而言，除青干班外，一般是两个月。这两个月中，除掉节假日，真正有效的学习时间一般在一个半月左右。这种培训时间的短暂性，决定了在培训内容上不可能太专，不可能把一门门课程都学完，只能带有综合性，将相关内容综合成若干专题进行教学。因此，在党校教材的编写上，一般不需要按学科编写，只要根据不同的班次编写综合性的教学大纲或学习纲要就行了。

4、教学内容的政治性

党校作为轮训、培训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学校，主要任务是学习、研究、宣传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党校教学内容具有很强的政治性。这一特点要求各级党校必须坚持政治方向，坚守理论阵地，严肃政治纪律，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这方面，最近，我市党校提出了“三个最先”的要求，即党校要成为中央重大理论和方针的最先学习者、宣传者，成为市委、市政府重要决策和部署的最先研究者、实践者，成为基层和群众重要典型和新鲜经验的最先总结者、推介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