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审判：1945年国际军事法庭的历史意义与德国反省之路
新京报 新京报公众号 2005.11.2700:28
如今，纽伦堡只是德国南部一座宁静的城市。然而60年前，1945年11月20日，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这里开庭。 23人被盟军认定为历史审判台上的21名“重大战犯”，其中包括前纳粹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希特勒副手鲁道夫·赫斯、希特勒秘书马丁·鲍曼和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罗普。
经过218天的审判，18名纳粹分子最终被判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其中11人被判处死刑。
对于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黑暗历史的结束，也是与其纳粹历史明确决裂的开始。德意志民族开始反思历史。
1945年11月21日，纳粹二号人物戈林空军元帅在纽伦堡接受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他最终被判处绞刑，但在行刑前两小时，他欺骗看守，服用氰化钾自杀。
给正义一个机会
二战快结束时，如何处理有罪的纳粹分子在盟国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主张活埋，也有人主张不经审判就处决。最终，公开、公平、公正审判的观点获胜。用法律让罪犯认罪，用正义培育正义，用理性巩固和平，也许更有效。
决定审判
美国大法官杰克逊力排众议，主张成立国际军事法庭，让有罪者认罪。最终他赢了，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诞生了。
1943年10月，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局已经决定。苏联、美国、英国三国外长齐聚莫斯科，讨论并通过了《希特勒分子对其罪行的责任宣言》。宣言宣称，战犯“将被送回犯罪地点，并接受他们迫害的人民的审判”。
1945年2月，德意志帝国濒临崩溃。雅尔塔会议公报重申了公平、迅速惩罚所有战犯的宗旨。
1945年7月至8月，欧洲战争结束后，苏、美、英三国领导人齐聚柏林西南哈维尔河畔的波茨坦，签署了《波茨坦会议议定书》，其中包括条款建立军事法庭审判战犯。
1945年8月8日，苏联、英国、法国三国政府在伦敦正式缔结关于起诉和惩罚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并通过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宪章共有30条，明确规定了设立仲裁庭的目的和任务、仲裁庭的组织和管辖权等一系列问题。
然而，设立国际军事法庭的提议却引起了盟国内部的激烈争论。苏联人认为，所有穿着纳粹制服的德国人都应该被枪杀，或者至少被送到西伯利亚做苦役。对于党卫军来说，活埋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就连有着悠久法治传统的英国也提出不经审判就处决第三帝国的主要战犯。英国政府认为，这些人在计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对自己下达了有罪判决和死刑令。
但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坚称必须进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你认为一个人可以不经胜利者审判而任意处决，那么法庭就没有审判的必要，人们就会失去对法律的信心和尊重，因为这样做的目的法庭的目的是让人们认罪。”雄辩的法官最终获胜，历史上第一个国际法庭诞生了。
法院位置
法院所在地必定与纳粹第三帝国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最终选择了纳粹党兴盛的地方——纽伦堡。没有什么比清算纳粹在他们祖国的暴行更合适的了。
随后法院选址的事情也费了不少周折。首先，法院必须设在德国城市，否则无法体现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其次，法院所在地肯定与纳粹建立的德意志第三帝国有某种精神上的联系，但柏林这样的大城市显然不适合，而且这些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大部分都被战争摧毁了。
终于，纽伦堡进入了盟军的视野。首先，它是德国纳粹的精神根据地，也是德国纳粹运动的发源地。对于德国法律而言，纽伦堡还记录了一段特殊而血腥的历史。
1935 年，希特勒在纽伦堡宣布了他臭名昭著的种族法。这项法律剥夺了德国犹太人的公民权，并将他们降为希特勒第三帝国的臣民。有计划地谋杀犹太人的大门已经打开。纽伦堡也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纳粹”是“国家社会党”的德文缩写）蓬勃发展的地方。 1933年至1938年，国家社会党在这里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和游行，最多时聚集了5万人。参加。
对纳粹暴行的清算应该在纳粹党的主场进行。此外，在经历了战后的满目疮痍之后，纽伦堡仍然保留着一座位于城市边缘的法院，这是德国仅存的法律设施之一。
六十年前，“纽伦堡审判”开始前几周，当美国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他可能还没有意识到，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职业生涯将在这里开始。
杰克逊团队的建筑师花了几周时间将一座破旧的老房子改造成一个历史悠久的法庭。审判室扩大了，窗户上安装了一排排摄像机，以便忠实地记录整个过程。还有专门针对记者的“警告系统”。一声蜂鸣声表示“请注意审判已经开始”，三声蜂鸣声表示“特别值得注意的陈述”的开始。为了让翻译更好地服务观众，每个座位上都安装了红、黄两盏灯，供观众控制。红灯闪烁时表示“请停止翻译”，黄灯表示“请慢一点翻译”。 。
庄严的法庭开庭
纽伦堡法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六个月后就成立了。纳粹政权已经垮台，但纳粹的幽灵还没有消散。运用法医证据呈现、辩论和判断或许能够更好地揭开历史真相。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仅六个月后就成立了。当时的德国，虽然纳粹已经被打败，但民众还没有从数十年的精神控制和理论毒害中觉醒；尽管许多顽固的党卫军成员消失在人海中，但他们仍然渴望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纳粹的精神遗产 在德国仍然闪现着孩子们不投降的神情，却深藏在一些德国人的内心深处，或者说他们披着民族主义的外衣；一些普通的德国士兵认为，他们虽然参加了战争，但只是履行作为德国公民保卫祖国的义务。 ，不构成犯罪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比审判、举证、法庭辩论和判决更能挖掘历史真相的了。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点不到，三组辩护律师陆续走出电梯，鱼贯进入600室——这里是精心准备的国际法庭纽伦堡审判的所在地。
审判席上，坐着四名来自不同战胜国的法官。前苏联的法官穿着棕色军服，而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法官都穿着黑色长袍。法庭内，厚厚的灰色天鹅绒窗帘垂下，遮挡了纽伦堡深秋的天空，一排排木凳被漆成深木色。正如杰克逊法官所描述的，法庭上的气氛是“一种忧郁的庄严”。
21 名纳粹德国被告坐在被告席上。旁听席上挤满了人，250 名记者在快速做笔记，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审判。
在纽伦堡审判开始之前，希特勒和其他几位纳粹高级领导人自杀并失踪。到1945年11月20日，盟军认定的23名战犯中，只剩下21人受审（其中一名病重）。 ，无法出庭，最终只有20人坐在被告席上）。
戈林受审
杰克逊法官的声音响彻整个法庭。起诉书中列出的事实让听众感到震惊。法庭上出示的证据让旁观者落泪。对纳粹二号人物的辩护显得极其苍白。
在盟军认定的 21 名战犯中，纳粹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被认为罪名最重。他是臭名昭著的纳粹秘密警察机构——盖世太保（德国“国家秘密警察局”缩写的音译）的创建者。
“你犯有侵略罪。”杰克逊法官铿锵有力的声音在法庭上回响，他身后是明亮的聚光灯。
“我没有罪。”纳粹政权第二号人物戈林大声喊道。
庭审开始后，首席检察官、美国大法官杰克逊首先宣读了一般起诉书。
杰克逊法官的法庭辩论是历史上最重要的辩论之一。第二天早上，他的话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 “我们试图审判的罪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极其恶毒，破坏性极强。人类文明不能容忍它们未经审判就被忽视，更不能容忍它们再次发生。”杰克逊继续宣读证据。还有证词，其中写道，因为涉嫌携带“布尔什维克传单”，3000名犹太人被屠杀；他还引用了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称盖世太保血洗华沙的一个犹太区时，无数犹太人被赶进破旧的小屋，然后在下水道里爆炸。紧接着，苏联、英国、法国等国检方代表纷纷发言。起诉书中列出的事实是坐在旁听席上的德国人闻所未闻的，每个听过的人都感到震惊。
在审判期间，法庭还听取了幸存者的证词，并放映了记录集中营恐怖事件的纪录片。这场有组织、残酷的杀戮令人震惊，法庭上的一些人流下了眼泪。
杰克逊法官随后宣读了希特勒1939年5月23日演讲中的一段话：“这是向东扩大我们的生存空间，从而吞并波兰的问题。无论这个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毕竟坚强的意志总是没错的，我们必须残酷地实现我们的目标。”杰克逊声音颤抖地说：“人类文明的声音在呼喊现有的法律体系面对如此大规模的犯罪是多么的滞后和无效。救命！”
罪人受到惩罚
经过218天的指控和辩论，21名被告中的18人被判有罪。纳粹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是第一个被送上绞刑架的人。戈林选择了自杀。希特勒的副手赫斯直到1987年才神秘自杀。整个审判持续了218天，传唤了240名证人，宣读了30份陈述。一万份证词和 2,630 份文件。
法律规定被告人受审时必须得到充分辩护。法院专门为被告人配备了辩护律师。辩护律师有22名，是被告本人从盟国提交的可靠的德国律师名单中挑选的。这些律师都很有能力并且很敬业。尽管所有被告已不再可能缴纳律师费，但他们仍然按照法律正义和律师职业道德的指引，忠实地维护委托人的利益，做出了艰苦的努力。庭审过程中，控辩双方来回交换了意见。
1946年9月30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宣读了长达250页的判决书，审判达到了高潮。
21名被告人中，18人被判有罪（11人被判处死刑，7人被判处监禁），另外3人被无罪释放。
以下组织被宣布为犯罪组织：纳粹党领导小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和安全部门以及党卫军。德国内阁、总参谋部、国防军最高指挥部和冲锋队均被宣告无罪。
法院宣读判决后表示，对判决不满的人可以在4天内向德国管制委员会提出上诉。 1946年10月1日下午，纽伦堡法庭正式闭庭。
1946年10月16日凌晨，被判处绞刑的纳粹战犯在纽伦堡监狱的操场上被处决。当时没有人在场，只有十几名官员，其中包括巴伐利亚行政长官威廉·赫纳。战犯的双手被砍在背后，黑色头罩蒙在他们的头上，绳索绑在他们的脖子上。
第一个走上绞刑架的是第三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行刑前两小时，戈林欺骗看守，吞下氰化钾自杀。
但这只是第一轮审判，针对的是第三帝国滔天罪行的核心人物。
此后举行的12轮审判也可以广泛纳入纽伦堡审判的范围。它们均由美国文职法官主持，主要起诉那些为第三帝国提供战争资源的人，如工业家、军事人员、集中营看守和一些不太知名的战犯。在随后的法庭审判中，有5000多人被指控犯罪，800多人被判处死刑，但最终只有469名战犯被处决。
为了关押这些特殊囚犯，盟军决定在西柏林建立一所由特殊军方管理的施潘道盟军军事监狱。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各派一名看守管理，四个国家各派30名警卫看守。相关所有资金均由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承担。
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监狱，因为看守的数量远远超过囚犯的数量。从1960年10月到1987年，德国纳税人为此总共支付了超过2650万德国马克。
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狱人口因死亡或出狱而减少。到1965年，可容纳600名囚犯的斯潘道盟军军事监狱里只剩下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鲁道夫·赫斯。看守他的有四名监狱长、一名监狱牧师和 17 名平民。人员、20名军官、33名士兵和4名医生，拘留费用约为每天1万德国马克。鲁道夫·赫斯因此成为世界上收入最高、最孤独的囚犯。
1987年8月17日，赫斯在施潘道监狱自杀。他的死是一个谜。
赫斯死后，盟军军事监狱斯潘道立即被拆除。有关赫斯的绝密文件目前存放在英国反情报局的档案室中，编号为“-5”。据说这些档案要到2017年才会解密。（李静）
如今，纽伦堡法庭仍保留着原来的陈设。它已成为国际法的象征。
反射
纽伦堡继续讲述历史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设施至今仍完好无损，它所创造的历史仍在继续。用德国《镜报》的话来说：“纽伦堡审判六十年后，统一的德国不能再争论胜利者的正义。它可以面对正义的胜利。”由于纽伦堡法庭法官的杰出工作，现代德国国际法在这里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11月20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纽伦堡法庭审判大厅，通过视频资料回顾60年前的审判。
国际法院的由来
纽伦堡每年都会颁发多项人权奖。它已成为一种纪念不应该被忘记的仪式，因为纽伦堡审判是一个里程碑，为后来的战争罪审判和国际法庭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永久地驳斥了战犯关于他们只是正义的主张。 “奉命行事”辩护。纽伦堡审判将“种族灭绝”以及策划、准备、挑起和发动侵略战争定为犯罪。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跨国法院以法律的名义对战争阴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纽伦堡审判提出了义务的合法性、道德性等许多法律和人类文明的深层次问题。
“纽伦堡审判无法阻止战争的再次发生或战犯的出现，但它标志着国际法的诞生。”巴伐利亚和埃尔兰根大学教授克劳斯·卡斯特纳尔说。
纽伦堡审判最重要的衍生品或许是1998年在荷兰成立国际刑事法院。今年11月19日，柏林《每日镜报》写道：“没有纽伦堡，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和审判米洛舍维奇和萨达姆这样的人在纽伦堡审判六十年后，统一的德国不再争论胜利者的正义。
它可以对抗正义的胜利。 “经过纽伦堡法庭的洗礼，通过媒体的传播功能，德国民众了解了审判的整个过程。如果德国纳粹的残余分子还有可能在大审判之前、之后卷土重来，德国人民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民族的罪孽深重，这就是德国民族在二战后真诚忏悔的原因，也是这个民族重生的开始。
“由于其耻辱的过去，纽伦堡永远与纳粹联系在一起，但它也是德国唯一与人权联系在一起的城市。这里有教育设施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过去，还有定期颁发人权奖。 ”曾担任纽伦堡国际法庭翻译的82岁犹太人汉堡感慨地说。
让记忆永远存在
历史教科书远远不能反映历史现实。只有档案馆还保存着最原始的证据。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因为世界本来可以更加和平，更加充满善意。在本周举行的一次小型研讨会上，阿诺德·汉伯格向与会者展示了德国档案馆中保存的文件，这些文件是德国纳粹医生对数万名犹太人进行实验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汉堡在战争中失去了许多亲人，自1966年以来一直是纽伦堡犹太侨民的领袖。谈到纽伦堡审判，他心情十分复杂。 “当我在法庭上看到纳粹医生、国防军成员或他们的支持者时，我一点也没有感到轻松。”他说，“相反，我有更强烈的动力，那就是，这还不够，正义最终必须得到伸张。”“忘掉历史书吧”，他说，“老师应该读这个。”这些档案记录的是真实的历史，描述的是最令人发指的罪行——纳粹残暴罪行的所有细节。” 11月27日，历史学家和见证纽伦堡审判60周年的人们也将聚集在纽伦堡，纪念那场正义战胜邪恶的审判。参加纪念活动的人们被告知：今年可能是当时的目击者最后一次提供他们在这里和各种纪念活动中的经历的第一手证据。
“保持记忆鲜活非常重要，”85 岁的本杰明·费伦茨 ( ) 说。他是随后纽伦堡审判的首席法官。 “因为我们距离让世界变得更加和平、充满善意的目标还很遥远。” （李静）
对话
德国《明镜周刊》采访纽伦堡法庭检察官惠特尼·哈里斯
“重新审视我们的道德标准”
60年前的一个周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正在审判纳粹甲级战犯。美国人惠特尼·哈里斯是主要检察官之一，也是杰克逊大法官的主要助手。六十年后，《明镜周刊》在美国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对惠特尼进行了专访，他谈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纽伦堡审判留下的精神创伤以及美国今天的政策。
11月20日，赫斯的辩护律师乔治·沙茨勒、纽伦堡法庭翻译汉堡和参加纽伦堡审判的美国人哈里斯（从左至右）齐聚纽伦堡法庭，纪念60年前这一划时代的事件。意义的考验。
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在纽伦堡法庭受审。他是少数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纳粹高级官员之一。 1987年8月17日，他在斯潘道盟军监狱自杀。据参加纽伦堡审判的美国人哈里斯称，赫斯在接受审讯时提供了大量有关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证据。
明镜：1945年，当你开始收集纳粹战犯的证据时，你只有一台打字机、一名德国秘书和良好的意愿。你面临着将纳粹领导人绳之以法的巨大责任。如此繁重的工作量你不感到不知所措吗？
哈里斯：整个案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负责调查帝国中央安全局局长恩斯特·卡尔登布朗纳，这意味着调查数百万犹太人的谋杀案。卡尔登布隆纳从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手中继承了帝国中央安全局长的职位，掌管着数千名盖世太保、警察和安全部队。
明镜：在审判开始之前您收到了多少信息？
哈里斯：我对德国的大屠杀一无所知。当我们开始调查时，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
明镜：但通过询问前奥斯维辛集中营指挥官鲁道夫·赫斯，你终于得出了证实大屠杀的证词。
哈里斯：这确实是审判的一个转折点。当我得知英国政府逮捕赫斯时，取证工作已经结束。我要求将他转移到纽伦堡法庭并受审三天。赫斯向我解释说，1941年，时任党卫军领导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命令他将奥斯威辛变成种族灭绝屠杀场。赫斯在比克瑙集中营建造了毒气室和火葬场，他向我们提供了纳粹暴行的许多细节，估计约有 250 万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战俘在战争期间被杀害，另有 150 万人被杀害。死于饥饿、疲劳、疾病和虐待。
明镜：赫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哈里斯：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身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是一个如此残忍的刽子手。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人。他说话的语气平静而自信，从不背叛自己的自由意志。据我所知，他很诚实地回答问题。但非常戏剧性的是，因为收集证据的过程那时已经结束，我们不能将他的证词归因于纽伦堡审判。
明镜：你怎么能审问他？
哈里斯：卡尔登布朗纳律师库尔特·考夫曼帮助我们解决了这个困境。根据他当事人的证词，他声称卡尔登布朗纳作为帝国中央安全局局长，更关注情报服务而不是集中营。考夫曼表示，卡登布朗纳从未踏足过任何集中营，赫斯是证明这一点的最佳人选。至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他非常有说服力。考夫曼传唤赫斯作为证人，以便我们可以盘问赫斯。
明镜：赫斯的证词对最终被判处死刑的卡尔登布朗纳没有多大帮助。你认为卡登·布朗纳真的认为他可以通过撒谎摆脱死亡吗？
哈里斯：并非如此。大多数被告承认犯有战争罪和大规模谋杀罪，但试图为自己辩护。卡尔登布朗纳没有被赦免的希望，他是唯一没有对死刑判决提出上诉的人。
明镜：哪位被指控的战犯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
哈里斯：反犹太主义杂志《攻击者》的主编施特莱彻无疑是最不受欢迎的人。基本上所有人，包括他的下属，都看不起他。希特勒的建筑师兼军备部长阿尔伯特·施佩尔给我留下了非常积极的印象，因为他从不偏离主题。他一步步跟随着审判，非常配合，并表现出悔罪之心。也许是他的智慧最终使他免于死亡。
明镜：纽伦堡审判公平吗？
哈里斯：当然。我认为我们汇集了当时每个法律体系中最好的部分。事实上，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德国人是否犯有战争罪，而是被告是否参与了纳粹罪行？他们的罪责是什么？为了尽可能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查阅了数百份档案。
明镜：许多人形容纽伦堡审判的准备工作是混乱的。是这样吗？
哈里斯：不能说这是混乱。由于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受国际军事试验，我们肯定会遇到麻烦。 1945 年夏天，同盟国在伦敦举行会议，决定在哪里、如何开设审判法庭以及如何起诉他们。
明镜：盟国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对审判产生了负面影响吗？
哈里斯：盟友之间的谈判有时很困难。但我确信同盟国之间的分歧对纽伦堡审判没有产生负面影响。相反，国家检察官的论点有时可以防止我们在审判中犯错误。
《明镜周刊》：戈林的自杀是否意味着他仍在向国际审判宣战？
哈里斯：最后一刻，他避免了被刽子手绞死。也许他想用这最后的方式来表达他对同盟国的蔑视。
明镜：你能说得更准确一些吗？
哈里斯：我坚信阿道夫·希特勒只是20世纪世界各地发生的道德崩溃的象征。但真正的道德缺失始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人们在没有任何道德标准的情况下互相残杀。然后呢？日本在中国做了什么？
明镜：那现在呢？
哈里斯：同样的问题。你只要看看恐怖主义，没有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会消失。如果我们想为子孙后代留下更美好的未来，如果我们想生存，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我们的政治和道德标准。
明镜：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哈里斯：我们不能继续容忍战争。战争不仅是参战国的直接灾难，也是全人类的致命灾难。
《明镜周刊》：美国强烈反对批准在海牙设立国际法院的《罗马公约》，这是否具有讽刺意味？
哈里斯：我个人强烈支持设立国际法庭，而且我也认为美国迟迟不批准《罗马公约》是非常不可接受的。然而，美国花了40年的时间才签署《联合国灭绝种族罪公约》，恐怕还要更长时间才能通过《罗马公约》。 （采访者： Lange 编译：楚心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