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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礼仪民俗

，祝愿伟大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繁荣昌盛，讴歌草原人民的新生活和各族团结和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

蒙古族民间有句俗话：“没有歌声的生活，就像没有鲜奶的浓茶”。确实，无论时间过去多久，歌声依然伴随着历史的脚步，代代相传。因为蒙古人乐于通过歌唱来表达自己的感情，表达自己的思想，反映自己的希望和理想。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他们优美的歌声。当女孩即将出嫁离开皇宫时，她会唱歌来告别父母。每逢节日，她都会唱歌来表达喜悦之情。即使女人独自做家务或哄孩子时，她也会低声唱歌。家里来了客人，全家人和客人围坐在一起，互相敬酒，吃吃喝喝。于是歌与酒将美好的艺术享受与物质享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此时，他们淳朴、热情、豪放的民族性格，以及他们重视“欢聚一堂”的美好文化传统，确实会让你感受到无限欢乐，让你久久难忘。

民间说唱艺术是蒙古族人民又一流行的文化娱乐活动，也是一种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蒙古族传统歌唱艺术可分为说书和好来包两大流派。讲故事是一种具有数百年历史的传统艺术形式。许多民间说书人不仅参考古代故事书，还加上随意的评语来评古论今。蒙古语称“乌力格尔”，是演唱者以四胡为伴奏，说唱兼备的民间艺术节目。以旁白为主，代言为辅，也有一定的表演成分。人除了演唱《格西尔汗》、《大元传奇》等蒙古族英雄的历史传记外，还演唱各种民间流行的现代故事。汉族历史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东周诸国》等，也是蒙古说书的传统传唱版本。

蒙古说书也与汉族说书相似。说书的人只是用小说的故事来概括，围绕小说中的一些典型人物，然后再现记忆中的精彩情节，甚至加入汉族故事。呼吸一些草原的生活，然后生动地唱给大家听。这让人感觉更加亲切和感动，仿佛身临其境。说到情感部分，听者往往会颤抖；说到悲伤的部分，听者往往会泪流满面。说到幽默的部分，听众自然会哈哈大笑。于是大家随着说书人的节奏和悠扬的琴声，来到了“三国”、“西方净土”、“水泊梁山”……

，蒙古语意为“联韵”，是民间艺人自唱、即兴创作的一种艺术形式。也是蒙古族传统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之一。歌词一般由四句一节组成，讲究押韵，即每四句的第一个音节押韵。曲调朴实无华，明快流畅，常采用重复乐句，故听起来如小溪流淌，有绵绵飘逸的韵味，令人赏心悦目。伴奏乐器以四胡为主。

在蒙古族聚居的地区，除了传播歌唱传统的艺人之外，还有不少能创作、演唱自己歌曲的农牧民。他们能言善辩，滔滔不绝。好来宝的形式有很多种，但其传统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单口说唱的好来宝，多采用赞美、讽刺、比喻等手法来表达故事内容；它是两人对歌，即以对歌的形式，通过一问一答来比拼知识。能够流利回答并唱歌且歌曲不唱完的人获胜。其歌唱节目范围十分广泛，有民间故事、历史传说、天文地理、自然知识等。例如，在唱《水浒传》选段时，有人问：“谁用拳头打死了大斑虎？”另一个人答道：“武松一拳打死了大斑虎！” ETC。 。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好来宝艺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不仅传统形式得到发扬光大，还出现了男女对唱、合唱或多人登台表演的大型好来宝合唱。其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多彩。

蒙古族是一个有着悠久而宝贵的舞蹈文化传统的民族。蒙古族人民自氏族、部落时代起就已能歌善舞。古代蒙古人的许多重大活动，如选举可汗、缔结部落联盟、庆祝胜利、丰收丰收等，都是用群舞来庆祝的。当他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中时，正如《蒙古秘史》中所说，欢快的舞步竟然可以在地面上发出“无肋的踏步”。这种集体舞蹈对后来的舞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粗犷、激昂、热情的艺术风格作为蒙古族舞蹈的民族特色，有着悠久的历史。如今在内蒙古自治区流行的“安代舞”起源于萨满教，但它早已超越宗教内涵，成为人们喜跳的群众性集体舞蹈。而其大家站成一圈，跳跃、唱歌、跳舞的形式，与古代蒙古人围着蓬松的树木表演“无肋溪流、齐膝深尘”集体舞蹈的场景不一样！

在蒙古族民间娱乐活动中，单人舞和双人舞也很流行。内蒙古伊克昭地区，逢年过节，青年男女常手持酒杯、碗、筷跳舞。人们称其为“杯碗舞”、“筷子舞”。这当然是元代蒙古族“倒拉舞”和“酒杯舞”的延续。如今，以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粗犷、热情、欢快、健康的气质而深受观众好评的“鄂尔多斯舞”和“杯碗舞”，是继杯碗舞之后的传统民间舞蹈。解放后，由专业舞蹈工作者发现、组织、加工、更新内容，并将优秀的舞蹈节目搬上了舞台。

蒙古族在歌唱、舞蹈、说唱等文化娱乐活动中普遍有音乐伴奏，历史悠久。早在蒙古汗国时期，蒙古军队不仅有一支由古筝等乐器组成的乐队，而且还有“伴奏女乐师”。蒙古族的传统乐器有四胡、三弦、笛子、火布斯、森努琴及各种打击乐器。

祭敖包

敖包又称“闹包”、“鄂波”。蒙古语音译，意为“对子”。是蒙古族重要的祭祀之物。古代蒙古人视万物为神，因而也崇拜山川河流等大地或掌管这些部分的神。此类圣地可分为两类：公共圣地和个人圣地。个人圣地是敖包。这种圣地，也是各家在自己的领地内修建的假山。蒙古人崇拜敖包，崇拜程度很高，可能是因为这座古老的神山。圣山与成吉思汗时代有关。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早期被牦牛追击时，牦牛人躲在不罕山，绕山三圈，没有追到成吉思汗。米尔齐特人走了，成吉思汗从山上下来说道：不罕山保护了我，救了我的命。我每天都会牺牲和祈祷，让我的子孙知道这一点。说完，他“将腰带挂在脖子上，把皇冠挂在手腕上，双手放在椎骨上，向太阳鞠躬九次，饮酒祈祷”。元朝时，忽必烈曾制定法典，封建皇帝和蒙古国王，每年都要祭祀名山大川。由于有些地方没有山或距山较远，人们“在山上筑石像，视之为神”（见《蒙古风》）。这种山只是“似山”，并非天然山。它是人们用石头或泥土建造的，所以蒙古语称“敖包”。

敖包的建造和崇拜，在古代比较简单。根据萨满的宣布，所谓的村庄保护者选择某座山或丘陵作为他的位置。人们在此用土或石筑起一座土丘，并举行多次开光仪式，完成了敖包。这是一种地宫。每年的特定时间，附近的居民都会来这里祭祀当地神灵，祈求畜牧业发展、人口繁荣。仪式结束后，人们围坐在一起，喝马奶酒，吃羊肉、奶食品等，并举行赛马、射箭、摔跤等三项文体活动。

喇嘛教传入蒙古后，敖包和其他民间宗教习俗一样，经历了一些变化，但仍然保留了下来。无论新的宗教思想如何传播，仍然无法阻止人们对敖包的崇拜和祭祀。因为这是民间传统的祭祀活动。于是喇嘛们利用敖包的形式，加入了一些佛教内容，使敖包成为喇嘛教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写一些祭祀敖包的经文等等。在佛教的影响下，敖包的建筑形式和成圣仪式也增添了很多佛教色彩。敖包本身也从过去的单体变成了多层建筑群。最典型的是十三敖包，中央敖包两侧建有六座小敖包。这十三座敖包相当于须弥山，剩下的十二座小敖包就是十二个“提布”，相当于世界各地。祈祷和祭祀的对象并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地方护法神。它不仅是水居陵墓的居所，也是蒙古、西藏诸神的祈祷和祭祀场所。

敖包的装潢也发生了变化。敖包是一座多层建筑，每层都有一定的配件和装饰，如各种走兽或鸟类的肖像，以及悬挂的各种颜色的布条。蛋园中央种有树木，中央立一根杆子作为柱子。上面置一“迦楼底”（凤凰鸟），并加一面印有经文的“风马图”旗。或者按照古代习俗，在蛋园两侧竖立弓箭。剑、矛等武器。

建敖包的地方，多是山高水秀、水草丰美的山峦叠翠、气势磅礴。敖包有自己的名字，大多以其所在山名或地名而得名。内蒙古的一些麻树、工厂、矿山、牧场常以其境内或附近的敖包命名，如“查干敖包”、“巴云敖包”、“宝日敖包”等。

有人说敖包是蒙古族祖坟的象征，也就是说敖包是蒙古族的祖坟。这个说法很有趣，但是不正确。事实上，在蒙古族萨满教的观念中，敖包是神灵居住和享受祭祀的地方。这不是埋葬祖先的坟墓。据《蒙古秘史》记载，蒙古人埋葬祖先的地方不叫“敖包”，而是“叶克嘎扎日”，即埋葬祖先的地方或祭祀祖先的地方。如今，乌珠穆沁旗的蒙古族仍保留着“叶克嘎扎日”的称谓。

旧时，蒙古族祭敖包的仪式一般在每年农历五月至七月间举行。一般单独用一旗一苏木祭祀。还有数个苏木和数面旗帜，共同祭祀敖包。届时，敖包附近将搭建起临时蒙古包，远近的牧民都会携家带口前来。喇嘛传入后，萨满教的杀生祭祀改为水果祭祀。老百姓搭建的临时蒙古包里悬挂着佛像，摆上牛羊肉、牛奶、食物、酒等供品，烧香蜡烛。正式举行祭祀仪式时，活佛或高级喇嘛带领众多喇嘛围着敖包念经，人群跟随（此时妇女不一定参加）。祭敖包时，还要取所谓的“阿尔山”（圣水），将圣水洒在牲畜身上。祭祀仪式结束后，娱乐活动开始。按照民俗，有赛马、射箭、摔跤、宴会等活动。同时开展贸易活动。后来娱乐项目不断增加，男女均可参加。被称为“敖包乃日”（乃日，蒙古语，意为盛会），并逐渐演变为传统的“那达慕”大会。

蒙古族传统祭祀仪式中，过去最重要的是祭天，这是祖辈传承下来的。关于蒙古族的祭天，《元史》说：“元兴说模，历代都有祭天的仪式。”蒙古族古代文献中，有很多关于祭天的描述。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创业时，有巫师（萨满）向成吉思汗传达神的旨意，要求他打败敌人，聚集人民，统一蒙古。成吉思汗成为大汗后，认为自己是“倚仗仙天的赞誉”，托付“仙天的保护”。在元代，祭天是一种民族风俗，封建皇帝每年都要“拜天”。随着蒙古族中出现了统治一切的皇帝和君主，他们的萨满教也有了一个体现皇帝在现实世界中统治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神。由此看来，蒙古族的祭天仪式最迟到12世纪末13世纪初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在古代蒙古族的祭天仪式中，将干净的肉挂在杆子上，然后撒上马肉、谷物等，向天空祈祷。他们在祈祷时所祈求的东西，往往是萨满或长老按照神的旨意所赐予的。与群众沟通。据《蒙古秘史》记载：成吉思汗说，“木合力吉，是神所选择的预言”。古代蒙古族一般选择四月、八月、十二月等月份祭祀天武。 《元史》中关于元朝蒙古皇帝祭天的记载最多，且以这几个月为数最多。除一般祭祀外，特殊情况下也需祭天。比如，中统二年，忽必烈亲自攻克北室，“旧环州西北躬身祭天”。天旱时，人们还要祭天。 《黑塔事略》、《卓庚录》中都有祈天求雨的记载。方法是：“拿一个纯净水盆，在里面泡几块石头，用最大的那一个。”如同鸡蛋，小者不同，然后默念。”后来，大多数人在大年三十晚上举行祭天仪式。

蒙古族也非常重视祭祀祖先。蒙古人“有详细而清晰的家谱，因为蒙古人习惯于维护祖先的血统，并向每一个新生的孩子传授家谱”。蒙古人视祖先为宗族神。

古代蒙古族祭祀祖先的仪式十分讲究。 《元史》说：“祖先的祭祀，是礼、祭，是蒙古萨满的祈福，是习惯。”古代蒙古人把死去的祖先埋在地下，所以挖地祭祀。祭祀祖先时，“乃于地掘岭烧肉，仍以酒酒杂马烧之”（《元史》）。祭祀时，最长者为主人。主持仪式的长辈称为“别期”。仪式时，他“身着白衣，骑白马，坐高座，行祭”（《蒙古秘史》）。

解放前，蒙古族最大的家族祭祀祖先时，仍由家族中最年长的成员坐在宝座上主持仪式，但颜色与古代不同，不再穿着白色的衣服。据《蒙古秘史》记载，祭祀时所用祭品的处置，除了“土食”（即《元史》中“杂烧”的祭品部分）外，也在参与者之间进行了分配。 。蒙古人非常重视这种供品的分发或不分发。不按习俗参加祭祀的家庭成员也应得到一份。据《蒙古秘史》记载：“吾赫罕、鄂尔博、沙合台诸妃，前去祭祀，时和额伦夫人迟到。”由于她来晚了，祭祀品没有送给诃额仑夫人，于是诃额伦夫人就问奥尔波和沙合台：“你们怎么能说巴尔德尔死了，我的儿子就不会长大呢？”整个东西只能尝尝，供奉祖宗，为何要停业呢？或者甚至看着它吃掉，然后不改变它就走开？”所以何埃伦想质问奥博和莎。他们两个走到一起，不是因为一点食物，更重要的是因为供品被视为祝福，分发与否是其家族在祖先崇拜中地位和地位的标志。 “深刻而古老，其情感“从古而来。自然，不强求”（《元史·明祭一》）。喇嘛教传入后，蒙古族的祭祀仪式深受喇嘛教的影响。崇拜神灵和祖先都融入了宗教元素。喇嘛教取代了萨满教。佛教侵入了简单的自然崇拜。祭祖的意义中融入了求冥间祈福、讲因果等内容。表格中还添加了许多迷信活动。比如念经、招魂、破斋等等，这些都与蒙古族传统的祭祀习俗相差甚远。

蒙古民族是一个重视礼仪的民族。从《长春真人西游记》中可以看出，当成吉思汗在朔漠崛起时，各种礼节就已经井然有序了。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成吉思汗派臣子刘仲禄带着“我亲自来”的虎头金章迎接丘处机。丘处机所到之处，蒙古人民都鞠躬迎礼。到了元代，蒙古族礼仪又有了新的发展。元初，本意是遵循习惯礼仪（即蒙古礼仪，见《元史·礼乐》）。元朝六年，忽必烈还“分析经典，适应时代”，从而丰富了蒙古礼仪。

13世纪出使蒙古草原的白朗杰说，蒙古人非常注重礼仪，“非常尊重他人，无论是谁，彼此都很友好”。这种蒙古族尊重他人的习俗至今仍随处可见。在如今的草原上，蒙古人见面总是打招呼，即使是偶然遇见陌生人。例如，同代的熟人会互相问：“？” （意思是你好吗），然后互相询问家庭怎么样，牧场怎么样，牲畜怎么样，最后互相问“索宁于百那”（意思是有什么有趣的问题，或者有什么新闻）。如果客人需要在家说话，主人会引路到蒙古包或半胜门口。主人会站在门的西侧，右手放在胸前，微微鞠躬，左手指向门，请客人上前。进房间落座后，请客人喝奶茶（农业区请客人喝红茶）。客人离开后，主人送他们上路，然后互道“拜日台”——再见。

成吉思汗的达萨萨说过，路上如果路过食客，就应该下马和他一起吃饭。这是蒙古族的传统习俗之一。据《蒙古秘史》记载，多本梅尔干在托和察黑温都尔山的森林里打猎时，遇见了乌良哈的一个匪徒，他杀死了一头三岁的鹿，并烧毁了它的肋骨。多本梅尔干说：“朋友，把肉给我拿来吧！”乌梁哈歹徒留下了鹿象征吉祥的部位和皮后，把所有的肉都给了多本米。这件事说明了对路人的热情好客这是蒙古族的传统美德，至今仍沿袭。 兴鲁热在与食客用餐时，也必须对主人表现出特别的尊重，如果他不是特别饿，他可以简单地做出一个分享饭菜的动作。

古代蒙古人有见面互相拉皮条的习俗。后来哈达传入蒙古地区后，被蒙古人吸收，成为蒙古族最重要的祭祀物品。每当逢年过节、宾客迎送、朋友相见时，都要先互相敬哈达，以表示祝贺。也是丧葬时表达哀悼的贡品。哈达的材质分为丝绸、纱布和白布制成的普通制品。以白色为主，也有蓝、红、黄、绿等。蒙古族历史上很重视蓝丝哈达。它们的长度各不相同。一般礼节交往所用的尺为一尺三寸至三尺。特别重要的仪式则用三尺以上的哈达。直到今天，蒙古人仍将哈达视为重要的敬礼物品。敬哈达时，行礼者鞠躬，双手捧住，递给对方。受赠者也鞠躬并双手接过，表达谢意。敬哈达分为敬献和互相传递。朋友见面时，他们会互相传递。专访或拜访政教界高层人士时，要敬哈达。哈达的品质也是上乘的。

哈达原本是藏族的祭祀用品。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本意是指哈萨克斯坦。然而，哈达却成为蒙古族日常社交礼仪中的礼仪物品。明末清代随着喇嘛教的盛行而广泛流行。据说，由于清朝时期蒙古人大多来京参拜的历史文化现象，北京的崇文门也被称为“哈达（德）门”。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由于清代鼻烟壶盛行，大约从乾隆初年开始，“造鼻烟壶制”盛行（见《道贤以来朝廷杂记》），几乎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官员和商人来说。它在蒙古也很流行，朋友们可以在那里互相聚会。首先是互相送鼻烟以示尊重。虽然民国以后这种习俗在内地逐渐衰落，但在蒙古族民间仍然流行。尤其是在伊客昭蒙地区，直到20世纪50、60年代，鼻烟壶仍然是人们见面时的必备物品。无论贫富，无论性别，他们通常都会在一个精致的绣花小袋中携带一个鼻烟壶，并将其挂在左侧下方。会见客人时，他们拿出鼻烟壶互相传递。如何将鼻烟壶传递给年轻人也存在差异。即长辈给晚辈递鼻烟壶时，只需将上半身微微弯曲，用右手递过去即可。但晚辈必须弯曲一腿和双手接过，恭敬地闻一闻，然后鞠躬还礼。晚辈将鼻烟壶递给长辈时，必须弯曲单腿，双手奉上。长老接过之后，只需微微一笑。

如今，这种习俗已逐渐减少。除民间婚礼、喜庆时仍使用外，已不再常见。基本上是用香烟的交换来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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